从文学史出发，重新理解《讲话》 .docVIP

　　从文学史出发，重新理解《讲话》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扬把它和五四文学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相提并论列，将它称为“第二次文学革命”。然而，我们通常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忽视了作为新文学革命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更正确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必须把它放到文学史上来加以理解，认识它的文学史意义。 一、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李杨曾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文学史？1980年代，有一个耸动视听的口号“文学史还给文学”。在这样一个口号下面，我们展开了“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是以某一种文学观念即“纯文学”的观念来重写文学史的。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解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王国维和胡适都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的定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不断地变化的。伊格尔顿说：“人们不大可能把文学看作是从《贝奥伍》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某些写作类型所展示出来的某些内在特性或一系列特性，而很可能把文学看作是人们把它们自己与写作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方式。要从所有形形色色称为‘文学’的文本中，将某些内在的特征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所有的游戏都共同具有某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1]从根本上来说，如果要真正获得对于文学的定义，我们必须回到整个的文学事实，回到浩翰的文学史。文学的正当理解并不包含在某种有关文学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之中，而是包含在广阔的不断变化的文学史之中。 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讨论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文学史的批判和讨论，是因为不满于现在的文学观念。在“重写文学史”以后，已经丧失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史视野。“重写文学史”由于被理解为一种“拨乱反正”，具有政治正确性，所以被理解成为一个一劳永逸的事件。我们把某一时刻建立的非常策略性的文学观念当作一种“新”的、“正确”的文学观念，其他的文学观念都是“陈旧”的、“不正确”的文学观念。我们今天的所谓“纯文学”观念是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不过是一种“文学教育”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在否定“错误”的文学观念，回到“正确”的文学观念的那个时候进入大学。于是，我们接受了那种教化，并且把教化当成是天经地义。那个时候，恰逢政治上“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被“正确的政治”钦定和正当化。我们把以前的文学史理解为“乱”，把“重写文学史”理解为“正”。“重写文学史”本来是一个动词，结果变成了一个名词，对于文学的理解就这样被凝固了。文学“史”的视野被屏蔽了。其实，“文学史”本身就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现代产业化的大学教育而形成的。我们要正确地理解文学，就需要重新恢复文学史的视野，去重新理解包含了复杂的脉络的文学史。通过对于文学史的同情的了解，重新恢复我们文学观念的广阔和复杂性性，重新恢复我们对于文学的健全的理解。我们重新讨论文学史，就是要重新打开和释放文学“史”的空间，释放被当前霸权的“文学”观念所压抑和排斥的文学观念，重新理解被特定政治、社会、思想压抑的另类文学实践。 文学总是在不断地被重新定义，正如文学史总是不断地被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建立和规范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特定理解。反过来，每一个时代又总是以自己特定的文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文学史。今天，我们要重建对于文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开阔文学的视野，必须理解文学史的脉络，应该将平面化的板结了的文学史打碎，重新发现它复杂的层次。 从根本上来说，“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确立了白话文学的合理性。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确立了“纯文学”观念的合法性。相应于1980年代“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口号，我们今天应该反过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二、左翼文艺运动与文学的重新定义 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为了重新恢复一种文学理解能力，是为了恢复一种文学史视野。长期以来，人们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种政治暴力来理解。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恢复对于文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如何真正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来理解“讲话”，如何真正从周扬所说的“第二次文学革命”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讲话”。周扬认为，“讲话”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确实，长期以来，“讲话”是通过政治权力强加的，一种外在于“文学规律”的力量，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知识的知识，因此，它也外在于我们的理解。 尽管“讲话”包含了抗战时期的特殊内容；然而，实际上“讲话”是19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理论的总结。“讲话”的许多理论问题早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过程中就开始提出和讨论，并且在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