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治学》导论汇编.docVIP

《国际经济政治学》导论 张宇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国际关系加以解释。 国际关系，即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就曾经向孟子提出过“交邻国有道乎”的问题。孟子当时的回答相当肯定。他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曾谈到城邦之间进行贸易、相互交换产品的必要性。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 N.）给君王提供的诸多建议与忠告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国际关系。尽管西方公认的最早的一部国际关系专著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莱尼希教授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1900），但是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代世界积累起来的关于国际关系或国家的知识及文献，可谓博大精深、汗牛充栋。我们无意、甚至想都不敢想再去构筑新的宏大框架，因为该说的和能说的话，几乎早已被先贤智者们讲完了。作为后来者，我们唯一的机会，恐怕就在于为已有的理论大厦增几块砖、添几片瓦而已。即使是增砖添瓦，也远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它至少必须建立在了解和领悟已有的有关知识传统的基础之上。 就目前而言，研究国家之间关系的“学科”大体包括三类：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IP）、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I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IPE。从三者的名称看，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为“两端”，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中庸”，对两者兼而论之。在此开篇之章，我们打算首先概述一下相对于“国内事务”而言的“国际事务”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性，以期彰明本书选题的理由；随后，我们试图提纲挈领地对上面提到的三个学科分别做些述评，旨在为本书提供一个相对广阔的理论背景并引出本书努力达到的目标；最后，就本书所要进行的所谓“经济学解释”做些诠释性说明，力求为以后的叙述奠定某种方法论基础。 1.1 国际关系的特性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产生国际关系的社会环境是非集中性的”。 这种非集中性首先体现为下面这一判断：权力分散在许多相互竞争同时又相互独立的集团之中。具体讲，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的集团，主要就是指主权民族国家，同时也包括一些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及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等集团，即“非国家行为体”。显而易见，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换言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民族国家所分割的世界。这意味着各国毫无例外地都有一套旨在为本国的整体利益、至少是为本国部分人利益服务的对外政策。在此，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是，世界各国均不会对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利益一视同仁。之所以这样讲，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权国家之政府的权力基础或统治的合法性，都源于本国选民或本国利益集团的支持。考虑到世界的资源稀缺性这一永恒的约束，尤其是在短期内，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至少是互相影响的。不过从长期来看，各国的利益则多是一致的，尽管这种一致性往往是有条件的。 国际关系“非集中性”的第二种含义或表现是全球范围内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得到普遍尊重的权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有某种权威性，而且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其受到尊重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它们都很难称得上被普遍地和无条件地尊重。美国对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的态度，即它我行我素地置其于国内法之下的作法，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武装入侵，联合国在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波黑危机面前的束手无策，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所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主权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权威的、得到广泛尊重的机构。尽管在我们耳边常常有“未来的世界将变成一个村主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村”的议论，但是在稍加思索之后我们便不难发现，跨国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动体”一样，其基础均不外乎是民族国家。换句话说，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当首推民族国家。 权力分散于各独立的集团这一特性，远非对国际关系特征的完整描绘，全球范围内各权力集团的权力非对称性或非平衡性构成国际关系的另一特点。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世界第二大国家加拿大的一倍半，是世界最小国家之一的新加坡的近30万倍。中国的人口为卢森堡的数百倍之多。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人口与之相仿的印度尼西亚的30倍。西方七大国的进口量占了世界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在国际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各权力中心或集团被明确而严格地区分为大国与小国。大国的进口或出口将影响到世界市场的价格，其关税政策会波及到它自身的贸易条件。相比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