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pdfVIP

《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我认为，在于阗的出家人的梵文水平较高，估计能说能写梵文。他们可能编写了梵文佛经。……(辛 鸣先生此处提到一部他认为是于阗僧人编写的梵文经典。由于辛屿先生尚未正式发表这一成果，故此处从 略。——方按)它们的读法基本一致。而且很不正规的梵文。 这例子也许可以支持您的推论。 亦即按照辛蝎静志先生的观点，吉尔吉特所存的三种梵文《药师经》写本，两种约书写于605—625年，为7世 纪初；一种约书写于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前半叶。 众所周知，依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著录，《灌顶药师经》乃“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秣陵鹿野寺比 丘慧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所以偏行于世。)”①僧佑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录学家，他所撰写的 《出三藏记集》至今是我们考察南北朝以前佛教典籍的基本依据。上述著录明确交待该《灌顶药师经》为慧简 “依经抄撰”，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四要素具备，言之凿凿。且介绍了该经所以通行的原因是其中 有“续命法”，亦即著录了该经的部分内容。僧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经录学家，在《出三藏记集》中，类似这种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内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经典，著录得不多，因此，这一条著录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既然《灌顶药师经》出现在公元457年，亦即公元5世纪中叶，而吉尔吉特梵文《乐师经》的年代为7世 纪初，乃至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前半叶，二者的时间差距至少为150年，则吉尔吉特本自然不可能成为《灌 顶药师经》的源头。相反，如《关于汉、梵(药师经)的若干问题》提出的，我们必须考虑在中土僧人“西行 取经”的热情迸发期中，随带着中文经典西游的中国僧人把该《灌顶药师经》带到西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辛岛先生提到：“我认为，在于阒的出家人的梵文水平较高，估计能说能写梵文。他们可能 编写了梵文佛经。”正如我在《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一文提出的：“狭义的西域，亦即今天 的中国新疆地区。这里从来是多种文化荟萃的地方。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汉文化在这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 里又是一大批大乘经典产生、流传、贮藏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佛教、这里产生的佛教典籍，必然会受到中国 文化的影响。”因此，《灌顶药师经》由西行僧人传播到这一带，在这一带被译为梵文，应该并不难理解。 自然，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你怎么就可以肯定在《灌顶药师佛》之前，印度一定没有药师佛信仰呢? 是的，“说有容易说无难”，我们自然不能说《灌顶药师佛》之前，印度绝对不会有药师佛信仰。但学术研究要 靠资料说话。至今为止，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一个方向：药师佛的神格，通过《灌顶药师经》才真正确立，《灌顶 药师经》才是药师信仰的源头。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事实。而不应该拿想象中的东西来否定现有的事实。当然， 如果将来新数据出现，证明在《灌顶药师经》产生之前，印度佛教已经出现完备的药师佛与药师信仰，且该药 师佛的神格与《灌顶药师经》相同或基本相同。那届时我一定会放弃现在的观点，服从真理。 (作者方广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于静) 首届“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 学术研讨会综述 景天星 2015年8月28—29日，由平凉市委宣传部主办，泾川县委、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丝绸之路与泾川文 J,I大学、兰州 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泾川县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河北省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I匹t ①《出三藏记集》卷五，CBETA，2016。T55，no．2145，P．39，a21--23。依据校记订正文字。 ·190· 万方数据 综述◎ 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60余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