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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庭教育及现时代意义 　　【摘要】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理学名儒,有着自己一套特殊的持家教子之方,他的家庭教育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为基准的,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充满了封建礼教色彩,但其传承推崇的优良文化传统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很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曾国藩勤俭谦逊孝悌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3-0055-02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位争议颇多的名臣,有幅对联这样概述他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作为腐朽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之一,“立功”对他而言有史以来不被认同,而“立德”、“立言”则是对他一生的准确诠释。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生活较为宽裕,父亲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教育子女,有着严格的家规家训。而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深受父辈的爱抚重视,早早地接收了封建伦理教育。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日以读为业”,最终通过科考而获取权势。曾国藩虽为高权贵,但对自己及子女的要求从未降低,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被世人称誉,形成了系统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为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 　　一、勤 俭 　　曾国藩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对勤俭这一美德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这也成为他家庭教育伦理的一个核心部分。《尚书》里说:“业广惟勤”。认为勤奋是发展事业的唯一的途径,而曾国藩把对“勤”字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对“勤”字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论证,积极发扬其价值层面,在实践中躬行履践。他坚信“勤”作为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治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1]他甚至说:“千古之圣雄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无论一个人的资质高低、背景好坏,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曾国藩的资质并不出众,他的成功,不外乎勤奋。他相信天命,但自强的精神使他主张一个人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勤补拙,而不是等待天命。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给一位总兵的批文中提到:约束官兵则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处处查察,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有此三勤,自能与官兵联络一气。这三个勤正是曾国藩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担忧也与日俱增,为加以避免,他时刻用祖父的八字箴言鞭策自己,教育家人,要求家人早起,经常打扫、种菜、喂猪,男子要求耕读,妇女应讲求纺织酒食,即:家中无论男妇老少,总以勤劳为第一要义。为了防止子女贪图享受,不许他们坐轿出行,经常组织他们登山,磨练其筋骨。同时,他认为家中不应该积累钱财,以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使其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曾国藩的这种家教方式,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近百年,长盛不衰,代代有才人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曾国藩的“勤”字家教的成功见证。 　　曾国藩一生廉洁,办事为官坚决“不要钱,不怕死”。然而做到“廉”必须从“俭”入手。[2]他在对四个弟弟的训话中提到:从古至今,官宦之家大多只能绵延一二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子孙开始骄横跋扈、荒淫放荡,而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的节俭,是受其家风的影响。其父曾麟书节俭持家,一生节俭,他在山村教育子弟,[3]经常告诫曾国藩:“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开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家人不着华服,不用奴婢。这样一来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辈娶亲更是选择节俭之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侈懒惰之风。他三十岁生日时,家人特意为他缝制一件青缎马褂,他平日舍不得穿,只在过年庆典时才穿上,在他去世时,这件衣裳还像新的一样。同时曾国藩认为家是事业稳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贯通,不善治家者,必不善治天下。他的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人,这使曾家没有像其他大家族那样由俭入奢,而是延续百年,代代人才辈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勤俭节约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后代负责。新世纪的节约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勤俭节约已不是贫穷时的捉襟见肘,也不是短缺时的窘迫无奈,勤俭节约应变成自我的节制和约束,应转为自觉的行为和实践,更应该成为自主的追求和向往。 　　二、谦 逊 　　《周易》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不仅仅是做人的美德,而且是人际交往的处世准则。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若保持一段谦光,自可进境无穷。谦虚是尊重他人的前提,看到别人的长处,认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使自身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儒家不仅把谦虚作为人的重要美德,而且视之为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