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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道德下学校德育困境思考 　　摘 要 道德教育基于人类一个的难题：美德或者德性是不是可教的。所以，一切在学校教育范畴内对道德教育的讨论，都是矮化道德。课程无限丰富性对道德意义的限制， 学科教师不管学生的德育，人师与经师的分离，是学校德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关 键 词 道德教育；矮化道德；隐性德育课程；学科德育；人师与经师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7）05-00-04 引言：美德或者德性是不是可教的 在所有教育中，道德教育最难落实，因为仅仅一个德性（arete）就把我们难住了。譬如，在学校德育中怎么培养“勇敢”这个德性呢？苏格拉底甚至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骑着马到战场上去看看打仗，在安全的地方则让他们靠近前沿，像小野兽那样尝尝血腥味。”[1] 在《柏拉图对话录“美德（德性）与知识”的谈话中，认为每个人都是矛盾的，自己前面谈话的结论，后面却往往被自己否定。他们的谈话集中在几个话题上：“美德或者德性是不是知识”“美德或者德性是不是可教的”“知识是不是可教的”。所以，“德性或者美德是不是可教的”是一个古老的难题，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点。这也说明，人类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困境上的 课程无限丰富性对道德意义的限制 既然“德性或者美德是不是可教的”是人类的一个大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就不是哪一个学科应付得了的。但在后世，我们更多是在教育（学）领域或者学科教学中讨论这个话题。更进一步，把这个话题局限在学校、课堂与课程中，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类话题的矮化。所以，本文的讨论，也是一个矮化的讨论 现在学生受到的道德教育，一般通过德育课程来完成。我们一般将德育课程分为三种：学科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2]。学科德育课程是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如：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等。这些课程往往是政治导向、学校教育、时代风习、传统德性、现代德性、某种知识倾向与儿童青少年年龄特征的杂糅，很难说有什么学科体系。当下中小学道德课程中，也许孩子更感兴趣的是其中所牵涉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如一个孩子对“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感兴趣，他想知道，那个时代的孟子是怎么上学的？也像现在这样天天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吗？他们的教材是什么样的？书包是什么样的？做操吗？那个时候，人们见面怎么打招呼？ 编写教材的人，当然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但问题在于，学习教材的学生能够“领会”其中的指导思想吗？如品德与生活的主题是“生活”，这个“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性的生活，并不是儿童自己每天的起床、洗刷、吃饭、上学、回家、作业、看电视、玩耍、睡觉等生活。儿童既是艺术主体，也是生活主体，道德教育对他们来说，是“艺术主体和生活主体的对话”[3]，“生活更应该教会儿童去发现生活事件和生活场景背后的东西。让儿童从那些每天都见、每天都过的生活事件和生活场景中提炼出高于世俗生活的精神。要使孩子过健康的、道德的、高雅的生活，须使他们成为具有艺术情怀的文化人。生活应该是艺术化的，不能和儿童的生活贴得太紧，太紧孩子最后不能跳出来。而展现日常生活要用艺术化的方式，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艺术能够揭示宇宙的本质，科学恐怕还不能揭示宇宙的本质”[3]。所以，儿童对教材主题应该有自己的领悟，“如《孟母三迁》的故事，一般来说要用生活环境影响人来解读，却引起乡间一个孩子的疑问：孟母为什么一个劲地搬家？这个孩子对生活环境影响人不感兴趣，因为这是成人的想法，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劲地搬家，好玩？麻烦？新鲜？这似乎才是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文化”[3] 美国教育家杜威倡导的活动课程，是指以儿童从事某种活动的动机与经验为中心组织的课程。[4]我国最常见的活动课程，无外乎组织学生参观烈士纪念馆、战争纪念馆，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公共餐厅、学生食堂开展“光盘活动”，以帮助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等等。但实际上，学生在参观战争纪念馆的时候，除了激发起爱国主义情感以外，更会生发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对战争与人类文明的思考，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如：人类到底能不能避免战争？战争与国家是什么关系？没有战争还有没有人类？甚至，有些儿童青少年幻想自己就应该生活在战争年代――很有激情，很浪漫――还可能当英雄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和书本、考试分数较劲――这恐怕也是战争题材电影一直为人们喜爱的一个原因。至少，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提起战争电影，更多不是感受战争的惨烈，也不是产生什么爱国主义情操，而是关于“那一段历史”“那一段生活”“那一段人生”等诸多复杂的意义 隐性的德育课程，一般是指学校对学生实施的间接的、内隐的课程。当我们在课堂上用教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班级气氛、校园文化、教师仪表风度、社会风气等“非正规课程”因素，就已经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