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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摘要]长征途中，毛泽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真理由少数人掌握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行动，这个过程充满着曲折和艰辛。充分体现了革命领袖执著的信念、求真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在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 长征 “左”倾错误 真理 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理只有被多数人掌握，才能形成巨大物质力量。从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长达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被孤立被排挤被打击的逆境中，深切感受到“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1]p348，要使红军转危为安，必须争取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利用各种时机耐心细致地跟中央领导层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使自己的正确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1]p347-348，最终形成了反对“左”倾错误的强大合力，成功实现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 一、真理行进的道路靠信念之石铺就 追求和传播真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极为艰辛、充满挑战甚至会牺牲生命的过程，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在党内遭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时，始终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充分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铁一般的信仰信念 这种信念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教条主义者“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2]p175，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神圣化”“教条化”，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对的，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p70。而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实践斗争中最早觉悟到“要懂得自己想问题”[3]p69，“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长征初期，看到红军付出的一次次沉重代价，毛泽东痛心疾首：“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啦！”[4]p219在遵义会议上，面对凯丰等人的诘难，他反驳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5]正是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不仅使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曙光”，也为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有别于俄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这种信念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担当。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把“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有了这种担当，他才能在受到党内错误批判的情况下，对党不离不弃，革命激情和斗志不减。1934年7月，在被剥夺红军领导权后，他仍然服从中革军委的安排，在一座深山大庙之中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虽然其意见总是被“左”倾领导人否定甚至是嘲讽，但只要有机会参加中央会议，他都会阐述自己的正确主张。如果没有这种铁一般的担当精神，在那样一种艰难处境下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这种信念体现为革命领袖的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独立人格，是毛泽东的宝贵品格。在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期间，朱德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6]p47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受处分甚至掉脑袋也“不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延安时毛泽东在跟曾志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如果没有这种独立的人格和?猿志?神，真理就永远不可能到达多数人手中 二、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就提出救国救民必须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个究竟。长征期间，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大本大源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体现了真理性、实践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被多数同志接受的根本原因 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理性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和游击战思想等正确主张。1932年被剥夺领导权后的两年时间里，为更加理性把握中国革命规律，也为驳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把作战时搜集来的“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认真研读，不仅为批判“左”倾错误增强了信心和底气，也为后来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坚实基础[7]p402 扎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土壤。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紧张激烈，他始终坚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开展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工作，还根据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心得写出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1934年4月下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