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空间设计的转型与治理 -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docVIP

农村公共空间的演替与设计治理 肖　龙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在梳理三个重要的农村建设时期可以发现，乡村规划和民居建筑被视为设计的重点。这种情形忽视了公共空间对村民的自治影响和聚集效应，甚至认为农村长期保存下来的具有宗教仪式性公共空间贴有封建迷信的建筑标签。20世纪中期和21世纪初在探索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面貌，设计也因此成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手段，但在建设实践过程中，简单、粗暴的设计行为对农村公共空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通过设计治理，可以重塑一个整体的、纯洁的、系统的公共空间，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农村；公共空间；设计；治理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A 一、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迁与构想 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别，中国的乡村发展与城市建设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发展与快速城市化进程相比要稳定得多，除了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乡村建设在组织管理、建设程序、空间规律和材料经费的筹集方面呈现出缓慢的自发态势，予以单独研究。农村公共空间设计与我国农民参与乡村民主、民治等一系列乡村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化反映出农民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以前，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主要依靠族群、种姓家庭等力量并受到传统宗法观念、风水理论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公共设计显示了家族观念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祠堂、牌坊等设计成为连接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节点，是村庄典型的仪式空间，庄重而神圣，在空间设计上注重围绕礼法经营布局。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掀起了一次农村建设的高潮。这次农村建设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为指导纲领，以农村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进行了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工具改革与农业机械化以及兴办农村工业等农村经济建设。这些公共建设反映了“自上而下式”地对传统农村建设观念的革新，其中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立在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倡导新的农村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设计上则主要体现为学校、乡村医院、公共食堂等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设施上。1958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1]。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要通过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各地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活动。可见，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农村对城市建设模式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想象，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公共空间也是以城市公共空间为参照来进行设计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此次农村建设最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反映在农村公共空间设计上的问题非常明显，比如大而全的公社建筑，以及对全村具有仪式性公共场地的盲目破坏等等。 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建设目标，国家和地方在探索中制定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到，当下在建设新农村中有两条基本线路：在持续财力支持下解决农民亟需的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以“村容整洁”的外部环境来重新设计农民的居住环境。 从以上三个农村建设时期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思想主要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传统的朴素宗教礼法观念，二是政府的积极引导行为和变革思想；参与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农民自发设计转为农民与政府共同设计或指导；体现在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化也十分明显，宗教礼法式的公共建筑和空间逐渐式微，新式乡土建筑和农村公共空间产生了新的景观。 二、农村公共空间设计的形成与组织模式 传统的农村公共空间设计要素主要包括田地、乡道、牌坊、祠堂、神社、路桥以及墓地等。人口密集的乡村容易形成村落和圩镇，此时店铺、堂庙以及供乡民聚集娱乐的集市广场就成为公共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公共空间通过以上设计要素生成设计序列，各空间节点之间相互串联，节点与节点之间错落当地的民间住宅。比如座落在江西省婺源县的古徽州理坑村，见图1，以水口廊桥作为入村的标志，左右各书“理学渊源”、“山中邹鲁”，以此点明该村庄的历史地位与乡风民俗；沿水圳东上可到天心桥，为村民休憩纳凉的地方；穿桥北行100米左右为全村祠堂，祠堂建筑高度为全村制高点，也是村中心位置；继续往北50米左右有一小广场，旁边即为古村塾；村落外围是古道、稻田和菜地。水口、桥、祠堂、广场、村塾、稻田、村道等构成了理坑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要素，其背后揭示了村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