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的媒体城市形象建构.docVIP

传播学视域下的媒体城市形象建构 一、框架:新闻制造的一种视角 框架的选择机制和重组机制使得新闻的客观性描述变得越来越脆弱。在对某一事件的媒体呈现过程中，选择什么、遗漏什么、掩盖什么都会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深圳城管打人事件”中，媒体报道突出的是“城管打人”。城管作为“执法人员”代表了政府的形象，这与打人行为的野蛮粗暴形成尖锐对立，在这一框架下，事件的其他因素被舍弃，“城管人员的工作作风”成为媒体报道的标签，使得深圳城市形象大打折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是媒体竞相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大框架之下选择、报道新闻事件成了媒体“选题”的一个角度。“媒体既不垄断公众接收到的信息流动，也不介入到公众所有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但它们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非常具有渗透性”。正如德国传播学者Schulz所说，社会真实的“正身”无法验明，所有公众能感知到的真实都是被建构的结果。而在建构的过程中，新闻事件的选择机制和重组机制使得“真实”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新闻机构可以生产出不同版本的新闻，但在上述一些事件中，媒体的表述惊人地相似，显然，新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时，以上事件也都是当今转型期中国社会尖锐矛盾的折射，聚焦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新闻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观的商品。”，利益驱动是媒体的另一种或许更为重要的框架选择。然而，在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自身的利益需求后，新闻框架也不可避免地对事件发生地的城市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再现:形象建构的一种方式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过剩与有效信息短缺这一矛盾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海量的信息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公众却难以找到自身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事实上，在任何一个传播过程中，公众都会看到关于同一事件的大量再现，但似乎没有一种能够提供“真相”，再现也许“是一个有关意义的斗争场所”。媒体是在对现实作镜子似的反映还是在建构现实?尤其是在鱼龙混杂的网络媒体上，一起又一起的事件叙述已然构成了新闻的“罗生门”，令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因而，我们对媒体中的城市形象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地方政府对某些危机事件的处理，当地媒体往往选择“低度再现”，以期维护政府形象，然而在信息爆炸舆论汹涌之中，“低度再现”导致的信息不透明只会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如南京7.28大爆炸事件，本地众多重要纸媒不但将有关报道放在次要版面文字寥寥，且多避而不追究事件原因，只对灾难中的人间真情大作渲染，导致了众多读者的不满。唯有《现代快报》头版、全面详细报道，不仅销量大增，且赢得舆论一致好评，为南京城市的开放、现代挽回些许脸面。 低度再现易导致城市形象的封闭、落后感，但利益诉求下的过度再现同样会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哈尔滨水危机事件系中石化一企业污染了松花江水而导致全市停水，由于城市管理者掩盖事实，没有及时向公众通报真相而导致了市民大恐慌的公共危机事件。在此事件中，媒体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政府作为方面，不能不说是其在“企业污染”和“公众知情权”这两个框架之间选择斗争的结果。无疑，在环保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前者多少已令读者审美疲劳，选择后者方能吸引更多眼球。于是，在媒体的“围攻”下，哈尔滨成了环境问题和诚信问题的双重承担者。在那些具有冲击力的图片或影像的再现中，现实世界的某个点被放大了，公众被拉进到一个媒体建构的世界里。特别是在无锡太湖蓝藻事件期间，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等媒体上随处都能看到所谓的“卫星拍摄到的大面积的蓝藻”，这些图片或影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公众的视线，影响了公众的判断，使人们对“无锡的作为”更感气愤。这样的报道实际上是媒体框架下的议程设置性报道，把公众和城市一并纳入其设置的议程之中，并以自己的公信力得到了意料之中的高度关注和响应，而事件的真相如何则已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形象的受损就在此过程中悄然完成。媒体话语具有“公共性”，这一特点使得其对事件的每一次建构都必然地吸引广大公众的目光。波尔汀认为，受众心理图像重造的方式有附加、重组和澄清三种方式。媒体的报道为受众原本不甚清晰的“认知”提供了素材，使得受众在探询事件“真相”过程中，有了判断的依据。受众在媒体图像的影响下，会逐渐按照媒体提供的“事件真相”来澄清或重组脑中已有的图像，其看到的“哈尔滨水危机”和“无锡太湖蓝藻”事件的真相正是这样获得的，在对城市的认知上，公众始终在“真相”和“影像”之间徘徊。 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建构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些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的报道，各种类型的城市排名也成为影响城市形象的媒介手段。如新浪网城市频道曾举办“2007年网络盛典城市评选”活动，把众多城市纳入媒体的议程中，来为城市定位命名，吸引了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