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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边缘化构造分析 一、传统文学文本的内视性结构 文学文本的内视性,实际上是指文学艺术以人的内心为主要施以影响和震动对象的一种向内的趋势。这种性质实际上是与它本身的符号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珊bull;朗格认为,在语言进化的过程中,“语词越来越被简略为单纯的概念的记号”。[1]而文学则是突破这种语言进化的局限,不断丰富语词意义并予以特殊情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通过语言符号来传达作者的思想,且由于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多义性与流动性,其本身又造成了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理解的丰富性与阐释的多元性。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通过文字符号产生的。相对于现今社会中的大众通俗艺术对于欣赏者的各种感官(视觉、听觉等)的刺激而言,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向内的,它更加关注文学文本内部的文字符号对读者的内在心灵所产生的震动,而这种震动所引发的效果则与符号的变动有着深层的联系。语词的选择、句子的层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等这些成分都是符号自身变动不居的因素,而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这些因素施以影响则可以加强文学的内视性所产生的效果。例如,俄国文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来的“陌生化”概念,他认为“艺术的技法是使事物lsquo;不熟悉rsquo;,使形式变的困难,加大感知的难度和长度hellip;hellip;艺术是体验事物艺术性的方式,而事物本身并不重要”。[2]这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艺术的魅力在于通过语言符号能指的变动(所指不变),加大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理解难度,从而延长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欣赏时间。符号的变动、层次的多元使得文本的意义与接受者的理解之间距离的拉长造就了文学文本的内视性效果的增强。 司汤达的《红与黑》的不朽并不在于它的政治倾向或是他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主要在于作品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震撼。这种震撼的产生,正是由于作家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创造了以于连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些人物形象借助语言本身又进一步符号化。读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种种活动,而逐渐形成了对于这些符号化的形象的理解。读者作为审美主体,于连的心理活动与外部行动的错位这一矛盾现象形成了一种读者之间的内在共鸣:正是当时的那个黑暗的时代造就了于连这样矛盾的人物。而另一方面,于连作为一个形象符号对于读者的影响又是不同的,由于读者各自的经历、世界观以及政治观点等各种主观内在因素的不同,于连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心口不一的恶棍,也可被理解为一个为了挣脱黑暗社会的束缚而努力挣扎的斗士等等。“艺术语言和符号是文艺的一种生命力”[3],于连的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在语言符号的交错中形成的。文学作品通过形象符号的塑造得以鲜活,而单单凭借形象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文学还需要它自成一体的结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4]文学作品要想做到“立言”,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然而不管文学结构多么的复杂,它依然是建立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之上的,字、句、篇章都是构成文学结构的要素。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种组合,它具有“整体性、自调性、转换性”。[5]252单以文学作品来看,文学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代码。每一种文学都有其自身的内部模式,而这些模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相互转换与调节。“每一文学文本都由很多(词汇的、字形的、格律的、音韵的)lsquo;系统rsquo;所组成,而文本就是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种种不断撞击和张力而取得其种种效果。”[6]文学文本的各个内部结构都有着独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结构之间的规则系统则关系着整个文学作品的成败。结构主义虽然在存在的时间上不是很长,且对于文学文本的结构的理解过于绝对化,然而它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即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结构。将文学结构符号化后,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才更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眼光。 二、大众文化下视觉艺术的外视结构 笔者所界定的大众文化,是在近现代才产生的一种以感官上(尤其是视觉上)的刺激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以产业化生产、商业化盈利为主要特征的,满足人的通俗趣味的一种文化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率先出现了这种形态的大众文化,它与传统的通俗文化有一定的渊源但本质上并不能等同。通俗文化其受众基本是下层的普通民众,自身还保存着一份朴素与自然。然而,当这种通俗文化完全被商业化,成为一种取悦于人的,给商人谋取暴利的工具时,当其影响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下层民众而是社会的主导阶层时,大众文化也就出现了。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产生的大众文化从文化自身的角度看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层聊以自慰的手段而已。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形成了对大众文化的几种观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依然对大众文化持否定观点,他们用“文化工业”来替代“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