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驱动区域人民幸福指数模型建构.docVIP

内核驱动区域人民幸福指数模型建构 本文不深入探讨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不管评价体系如何构建，从评价体系的直接利用效率、可操作性和针对性而言，我们认为应该赋予幸福指数这种客观量度一个主观视角，使体系能够从某个需要的视角出发进行测度，从而得到具体视角的反馈，根据这种反馈来进行相应的公共管理政策调整，针对性的改善或影响人民的生活和感官习惯，形成一个反馈环路。这就是内核驱动的人民幸福评价体系。 内核驱动的必要性：内核驱动是公共管理改善的突破口。幸福指标评价体系既是表达社会各阶层自身诉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了解人民生活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调整的重要依据。然而社会各阶层诉求复杂，人民幸福感知点多而分散，医疗、教育、就业、收入、健康等等都是影响其幸福度的重要因素，从政府公共管理角度而言，客观上需要一个突破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幸福指标评价需要一个核心来驱动。内核驱动能够体现区域发展诉求与人民诉求的互动。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感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既是微观人民体验，也应该体现中观区域发展理念，应该将微观人民幸福感知与中观区域发展诉求相结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内核驱动的人民幸福指数评价能够实现区域发展诉求与人民幸福诉求的互动，并且相互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共赢局面。内核驱动增强了区域内人民对幸福的感知。幸福感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与具体人的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同时又体现了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在人民感知幸福的过程中，加入公共管理和宣传舆论的主观引导，从而能够从一个点出发，通过加大人民对某一诉求的幸福感知产生叠加效应，最大化的增强人民幸福感知。 人民幸福指数内核溯源 1.宗教伦理驱动的不丹国民幸福指数 不丹王国是一个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20世纪70年代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推行了“全民幸福计划”。旺楚克认为，人民追求的“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表1和表2简要概括了不丹的这种以佛教伦理驱动的国民幸福指数。表1反映了不丹是如何将佛教伦理与人民幸福进行融合。佛教伦理的深刻贯彻使不丹人民的幸福内涵核心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佛教的“三重门”以思想、精神教化为主，言行和身体表现为辅。两个真理中的绝对真理是指对传统的保持，相对真理是指随事物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人民幸福的主题与佛教伦理相符合，以解决基本生存环境开始，以人的精神升华为最高境界。表2反映了不丹以佛教伦理为基础，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构建的人民幸福指标体系的具体层次。可以看出，这种思想表现为更广泛意义上的需求，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缺乏考虑人民感知的缺陷，强化了人民福利的综合效用。政府在体系中存在的意义是寻找和解决人民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既包括高层次的精神问题，又涵盖低层次的生存与经济问题，而且需求的层次范畴也并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总而言之，不丹的人民幸福需求的层次与八大方向的善治是基本协调统一的。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不丹王国表面上是以佛理的内在逻辑驱动，其实质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善治与人民幸福的需求相结合，将善治与人民需求融合，用以驱动国家发展。 2.“文化驱动式”的日本国民幸福指数 与不丹国民幸福指数的驱动内核佛理的相对抽象宽泛不同，日本的国民幸福指数主要是由文化因素驱动的。源于日本文化因素的GNC（GrossNationalCool，简称GNC）是随着日本文化崛起而引世瞩目的。《亚洲时代周刊》在文中提出日本正从一个由二次大战后的一代支撑起来的“制造的日本”（manufacturingJapan），转向一个由新生代建设的“文化的日本”（culturalJapan）。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在《日本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文中说道，由文化影响力组成的GNC（GrossNationalCool，国民幸福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NP）一样重要。日本一直是一个严肃的民族，在之前的多项有关个人快乐程度的全球调研中都表明，日本是一个不很快乐的民族。这种情况正随着日本新生代在社会上的崭露头角，随着日本生产和输出流行文化能力的大幅提升而逐渐改观。在日本新生代的眼中，未来是“酷”的（thefutureiscool），这些新生代正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支柱，他们认为，日本的未来将不在于它是产品的领导者，而在于它是世界第一流的“酷”的创造者（creatorofcool）。他们的这种思潮正在引领日本“酷文化”、“软产业”的崛起，这包括音乐、动漫、美食、娱乐、时装、广告、设计等等产业。过去2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