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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价值追求研究 一、大学的精神 关于大学的产生,由古及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社团化的过程中,其标志是由司法人员组成的学社的出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团体的形成。用雅可bull;勒可夫的话说,大学就是由精神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团。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普及和扩大化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创新,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大学的根基,并为其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红衣主教约翰bull;亨利bull;纽曼在其所著的《大学的理念》中,表明了那个时代关于大学的经典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hellip;hellip;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我国已故教育家孟宪承先生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2]德国学者赫尔曼bull;勒尔斯认为:经典的大学理念(这里指的是1810年威廉bull;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明确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持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一个理想、完美的理念。大学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支持它们的通才教育,这一切都是经典的大学理念发展的组成部分,为了有可能用理念论的哲学观点制定内部纪律和培养学术界的精英,必须将上述几个组成部分结合为一体。威廉bull;洪堡后来对大学理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他说:“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可能或者说它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与思想上的完善。”这就是说,大学在凸现其确定性和精神气质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学生道德的完善与思想的铸造。事实上,认识一所大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凸现大学特性和精神气质的大学理念;二是决策、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即大学校长)。大学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而且凸现合理性的,超然于现实指向于未来,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上位性、综合性概念。具体地说,大学理念就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于知识权威和人文信仰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大学固守其传统、不随波逐流、引领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独特精神和信仰及知识体系的综合。 作为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mdash;mdash;mdash;大学校长,他的一切教育主张和行为都会对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一些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大学往往都与该校的校长有密切的关系。张楚廷教授认为:“大学理念首先是校长的理念,是附着于大学主流文化的理念。”[3]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应该是大学理念的真正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诚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4]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总长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1912年),是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立了大学“教授高深学问”的宗旨,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及“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制度。蔡先生到北京大学后(1917年)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改革之先河,奠定了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北京大学在大学“精神”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蔡元培先生在经历了“威廉bull;洪堡精神”与“康德哲学”的熏陶、洗礼之后,立足于“科学bull;理性bull;实业”救国的信仰,试图把北大办成“最高文化中心”和“知识bull;文化bull;信仰bull;思想”的集散地。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在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及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能从蔡先生那里得到启发。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言:“我们看到,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融入了北大的主流文化。蔡元培先生虽然早已离去,历史的冲刷也有半个多世纪,然而蔡元培的理念却顽强地飘扬在北大上空,有被稀释的时候,有被隆重的时候,却总是鲜艳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组织的代表,其教育思想是整个学校教育思想和管理风格的反映。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校的总设计师和引路人,人们往往通过校长的表现去认识一所大学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 随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