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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再保险价值及途径的法学分析 作者：马宁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一、存款保险人承保风险的再保险分摊必要性与附带价值 就存款保险人而言，虽然其通常肩负着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mdash;mdash;mdash;如预防挤兑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持公众对金融体系信心mdash;mdash;mdash;的使命，其营业活动的开展不以营利为终极目的，但就本质分析，其仍属于保险营业的一种，仍须与商业保险一样，遵循基本的保险法理，例如对再保险的需要。 首先，存款保险人需要像商业保险人那样，以各种可能途径分散其所承担的风险;保险制度的功能是分散风险，消化损失，而保险公司就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工具。由于保险公司是风险的经营管理企业，一旦其所吸收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自身承受与控制能力，就可能造成保险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因此，有必要分散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而实现此一目标的工具之一即是再保险。通过缔结再保险合同，特定保险人可以将自己面临的部分风险先移转给再保险人，进而经由其再移转给整个保险业共同承担，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与普通商业保险人相比，存款保险人的前述需要更加迫切。因为商业保险中的保险人通常拥有选择缔约与承保对象的权利，前述权利的设定与行使对保险人控制其经营管理的风险共同体成员质量，降低承保风险至关重要。而存款保险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则属于强制保险，保险合同依法自存款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简称银行)缔结储蓄合同或银行开始营业行为之时自动成立，例如，日本《存款保险法》第49条第1款，韩国《存款人保护法》第29条第1款即作了前述规定，保险人并无分析、遴选缔约相对方之权，故而风险共同体成员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其承保风险水平亦相对较高。次之，商业保险人可以通过在保险合同中设定自负额(率)，即共同保险安排来约束被保险人的高风险行为，但在存款保险实践中，自负额的承担者是被保险人mdash;mdash;mdash;存款人，而风险的诱发者则是投保人mdash;mdash;mdash;吸收存款的银行，两者并非同一主体，因而其限制承保风险水平的努力通常不如商业保险有效。再者，在商业保险中，保险人还可以通过规定特约保证条款、除外责任条款，以及其他特约条款①来限制其保险责任，但在存款保险中，由于风险的制造者与保险人限制保险责任后果的承受对象处于分离状态，且存款保险的直接目的之一即是保护此种承受对象mdash;mdash;mdash;存款人，故而存款保险合同条款均由法律事先设定，通常并无除外责任条款，因此，存款保险人控制风险水平的必要性尤为迫切。 其次，为有效实现其维护公众信心，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目标，存款保险人也渴望与普通商业保险人一样，能通过使其所管理运营的保险基金效用最大化来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单个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受到自有资金的限制，决定了其承保能力不能超出其偿付能力，否则将可能影响到保险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乃至生存。但是通过再保险制度，原保险人将一部分风险分散出去，减轻了保险责任，从而提高了本身的承保能力。因此，各国保险法通常都会要求本国保险人在一定情形下必须购买再保险以分散其风险，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例如，我国《保险法》第103条即做了类似规定。就存款保险人而言，虽然许多国家在存款保险基金构建之初，会以政府财政资金给予其一定支持，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但此种支持一般仅限定为初始融资之时，且事后需要存款保险人予以归还。加之其所面临的更高的风险水平，因此，存款保险人对于提升自身承保能力的需要同样迫切。尽管在发生大的银行倒闭，或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致使存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支出有大于其偿付能力之虞时，各国政府会对存款保险人进行紧急资金援助。但次贷危机的实践证明，此种援助行为的实施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因为通过向存款保险人提供财政资金，援助陷入困境的银行通常是一国政府被那些贪婪的大型银行“绑架”后迫于无奈的选择，这等于由无辜的纳税人来为那些本应为引发金融危机承担责任的银行所造成的损失买单，因而受到了广泛质疑和反对。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即是民众对此种行为强烈愤慨的体现。相较而言，通过再保险提升存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能力无疑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此外，学者与有关国际组织通常认为，存款保险虽然有助于防止挤兑，保护存款人利益，但其也存在固有缺陷，特别是其有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易于诱发道德风险［1］。虽然通过实行以风险为基础的差别保险费率，存款保险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发生概率，然而从理论上讲，较之商业保险人，存款保险人通常缺乏对承保风险准确定价的经验。再者，存款保险人的定价行为与结果通常会受到政治压力与劝诱mdash;mdash;mdash;如需要为实现特定时期政府政策服务，以及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