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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开放的探寻与呼吁 ——晚清旅外文学初探 .doc
自强、开放的探寻与呼吁 ——晚清旅外文学初探
鸦片战争中,英人以坚船利炮闯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既使国人愤慨,也令他们吃惊——西方的夷狄竟然这么厉害!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尽力翻译西方的书籍,以求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不少人先后出国考察游历,或作为外交官长期驻居外邦,或赴外国留学,他们把在国外所历所闻所感的一切记写下来,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地的政教风物,探寻外人富民强国的方法,为振兴中华找出可资借鉴的途径。这些作品大多为日记和纪游散文,也有诗歌和少量政论文章。据初步统计,汇辑成集者有三百几十种,仅张德彝一人就有八种,200余万言。这批作品不惟数量惊人,而且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其作者有外交官、政治流亡人员、旅行家、科学家,也有学生和船工,其中有不少是近代史上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批作品,姑且称之为“旅外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珍视的部分。湖南钟叔河先生搜集1840—1911这七十年间的“旅外文学”约百种,编为《走向世界》丛书。首先刊行的第一辑有35种,分十册,近600万字。仅此已堪称洋洋大观了。
这些著述的作者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不尽相同,认识的深浅也有差异。通过游历和考察,他们对国际局势有了总体的了解,一方面赞赏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政治的民主,一方面为积贫积弱、濒临列强瓜分危机的祖国深感忧虑。在作品中流露出学习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表现了自立自强、救亡御侮的民族精神,发出变革社会现状的呼号。不仅在当时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今天看来仍有新鲜感和启迪作用。
一
旅外文学的作者群,绝大多数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由于他们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生活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氛围中,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态度,大都经历了由鄙夷到赞赏,进而师法的过程。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了解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情,封建士大夫们即便在清王国被打得大败之后,依然摆出“天朝大国”的臭架子,把列强视为“蕞尔夷邦”,还抓住“用夏变夷”的破烂精神武器不放。林则徐、魏源率先“睁眼看世界”,利用一些翻译资料了解“夷情”,撰写《四洲志》、《海国图志》等著作介绍各国情况,并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得到一些见识高远、有志救国之士的理解和应和。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如何与外国打交道的事被视为头等要务,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还创办“同文馆”造就翻译人员,掀起了“洋务运动”。接着便派遣外交使团出洋考察,光绪初年还正式派出了首批长驻外国的外交使节。
但是,洋务派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被派出国的外交人员,被骂为屈事“洋鬼子”的“汉奸”。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法公使,守旧派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是力主学习西方的人物,在洋务派中堪称胆识卓异的拔萃之士。守旧派对他极不放心,特地选派了坚持“用夏变夷”观点的刘锡鸿作为副使,以便钳制。郭嵩焘等人是在一片唾骂声中,冒著名裂身败的风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
随郭嵩焘一起出国的黎庶昌(任三等参赞),15年前曾上书皇帝,指陈时弊,要求刷新吏治,举贤任能,振兴国家元气。《书》中对“英法诸夷之祸”的严重后果非常忧心,认为数十百年后,中国将“被发左衽于夷狄,变人类为禽兽,化孔孟为耶稣”;因而希望“禁罢一切奇技淫巧”,使人人“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经过十几年的观察,终于发现“外夷”的“奇技淫巧”对国计民生大有裨益,逐渐改变了盲目仇洋的态度。到英、法等国实地考察,目睹了机器生产的神速,火车、轮船的快捷,街道宫室的整洁富丽,使他惊叹不置。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说:“计彼所以夸示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以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更令他惊奇的是:西洋各国文化教育事业很发达,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建筑都有很高水平;人民待人和气,彬彬有礼;而且立国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辉煌的文化成果,完全不是以往设想的“蛮貊之邦”、“野人之群”。亲历的事实,终于彻底纠正了视异邦为“夷狄”的偏颇,进而由衷赞许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
黎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别的出国人员大都与此相似。思想相当保守的刘锡鸿,过去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对轮船、火车等“洋玩艺”都仇视。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外国政俗之美,在所写的《英轺私记》中大加赞誉,如云:“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又云:“街市往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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