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docVIP

　　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提要： 近三十年来，随着一连串战国楚墓儒、道古佚文献的大量出土，让我们对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流行状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了解。一次又一次儒、道文献合卷并钞，或同匣共置的出土情况，说明了，至少在南方楚地，儒道两家学说传播是齐头并进的。某些道家古佚文献的出土，或确定了先秦时期某些传说古籍的存在，或清楚说明了同一生成论题，存在着相当多元的说法。大量儒家古佚文献的出土，填补了孔子之后，以迄战国中晚期，孟、荀、《礼记》以外，后儒学说的理论空白，也程度不一地调整或修正了近代学者对先秦儒学的既成观念。 关键词： 出土古佚文献、马王堆帛书、上博竹简、郭店竹简、《文子》、黄老帛书、〈太一生水〉、〈亘先〉、〈容成氏〉。 一、前言 对中国思想文献的研究者而言，1973与1993、1994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因为继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古兵书，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不腐遗体及殉葬物的先后出土，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所未有的，大量帛书古佚文献，与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的竹简《文子》相继出土。这不但是中国考古学上的盛事，更是中国学术，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盛事。因为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不但有前所未见的古兵书、医书、房中保健书、历书的出土；更重要的，也有不同于传世本编排顺序与书写工具的帛书《老子》，以及亡佚已久，内藏丰富黄老思想理论的黄老帛书，乃至足以证明先秦真有《文子》一书的2790字残简《文子》，都在这一年（1973年）相继出土。这些文献的出土，揭开了先秦儒、道、兵学与医学、哲学研究的新页。 紧接着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大量秦简的出土，与1990～1992年间敦煌悬泉二万多枚汉简的相继发现，更揭开中国秦汉历史、政治、法律、社会，乃至汉代边关事务研究的新页。 到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极可能是战国中晚期楚太子老师（所谓“东宫之师”）的墓葬中，804枚战国楚简又出土了，计共13000多字的三种竹简本《老子》，和十多种儒家文献，以及被归为道家文献的〈太一生水〉，再一次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因为，〈太一生水〉的“水生”观，有别于中国哲学传统气化生成论，固然令人惊艳，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尤将《老子》的写定年代推向更早。 正当大家陶醉于郭店丰富文献的研究之际，紧接着，如有神助似的，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楚简又面世了。1200多支，计共35000多字，涉及80多种典籍的战国古文献的出土，更将近代汉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字学、哲学研究的热潮推向了空前的高峰。预计分十批，已经刊出四批的上博简，内容儒、道、兵、杂各家文献都有，预估在近五～十年之内，这个热潮都将持续发烧，不会退去。因为它量大，内容丰富，除非有更令人惊讶的文献出土。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就上述出土文献中，相关儒、道两家哲学思想者，略加论述。 二、道家古佚文献 （一）帛书《老子》与竹简《老子》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揭开了近代老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热潮。就帛书《老子》而言，有别于传世索紞本与王弼本《老子》，它们不但钞写在绢帛上，而且有两种本子，一以隶体钞写，一以篆体钞写。这两种钞本《老子》不仅钞写字体不同，从内容看来，且是各自根据不同钞本钞写的，而非隶篆相钞。两种钞本并且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又不分章。学者认为，或是《老子》书之原样；或认为是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在它们的前后，各自都有四篇古佚书相伴随。在隶体《老子》文前的四篇古佚文献，甚至被认定为极有可能就是亡佚已久，汉志却有载录的黄老道家之作《黄帝四经》。再加上这三号汉墓的墓葬年代是在黄老治术盛期汉文帝年间，这隶体《老子》及其卷前古佚书因此被推称为“黄老合卷”。黄老之学是《老子》学说的外王统御之用，两种德经在前的帛本《老子》因此也就被推定为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韩非子．解老》也是以“上德不德……”的诠解为开始。此外，它和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所呈现的状况也一致。其所引《老子》次第与帛本《老子》正相合。其内容相较于传世本，不但多用假借字，而且章次、文字也多和传本不同。其多用假借字的现象，是近代出土战国楚文献的普遍现象；其相异于传本的章次、文字，正可以校订传本之谬误。而根据篇末原本的数记，道经部份共2426字，德经部份为3041字。 至于1993年的郭店简本《老子》，不但章序和传世本与通行本完全不相同，既不分章，也无“道经”、“德经”的区分，它们同时是分别钞写在三种形制不同的竹简上，其内容除第一种与第三种有相当于传本《老子》第十章的几十字雷同外，俱不相重[1]。学者多称之为甲本、乙本、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