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人与城市主题.docVIP

电影中的人与城市主题 n000年，是亚洲电影大丰收的一年。5月举行的戛厶纳电影节几乎成了亚洲电影的节日，在这次电影节上，《花样年华》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导演王家卫大出风头，而《一一》的导演杨德昌甚至比王家卫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获得了属于导演的最高荣誉mdash;mdash;最佳导演奖。众多的观众为他的这部复杂、细致而优雅的影片而倾倒，并对华语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一一》也成功地进人了美国市场，成为被美国普通观众所看到的第一部杨德昌导演的影片，成为他的电影大步迈进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在杨德昌的早期作品，比如著名的《粘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经常表现一种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以及理想必然破灭的痛苦。而在《一一》中，这种痛苦转变成一种思辩的力量，有评论家说《一一》反应了一个人从纯真，到怀疑再到睿智的过程，这恐怕也是杨德昌自己心路历程的一种写照关于片名《一一》也有很多有趣的议论，一般认为它暗指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然它也有“把事情一一道来”的意思，正暗合这部影片的复繁的结构、细致的叙事风格《一一》会带给你一次相当完美的观影经历。像杨德昌以往的影片一样，《一一》以一种非常细致，有条不紊的步调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结构完整，笔触温柔。和很多先锋派影片不同，这部影片并不难懂，它的新锐之处在于一种精妙叙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本身的繁复性，以及对细节的天才把握，这些有意味的细节使影片具有一种诗的力量。从各方面来看。《一一》都是20o0年最重要和最好的影片之一如果说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的“教父”的话，那么杨德昌就是台湾新电影的一面旗帜。如果说侯孝贤将镜头对准了乡村，始终在探寻着乡村与城市之间那种被破后又重新建立的秩序上的心灵回归，那么杨德昌则以台北人的城市视角来解析新都市里的各色各样的人群的心理变化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间的特殊心态，探求和解构城市人的精神世界 一、城市的内蕴 杨德昌(生于1947年，卒于2007年6月)祖籍广东梅县，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童年时就爱看漫画，编漫画故事，看电影；在他高中期间，正值台湾经济飞速发展时期。1965年，杨德昌考入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1970年，他赴美国加入美国南／Jn,／,I、I大学学习电影专业。随后他受德国新电影的影响，1980年他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1982年杨德昌等四人执导了《光阴的故事》，他导了其中的第二段《指望》，影片的故事非常单薄，但与影片的成长主题切合。小芬从纯洁的梦想到心理和心理的挫折与伤痕，杨德昌在影片中投射了对他影响深远的60年代成长经验，尤其是那个时代压抑观的捕捉。《光阴的故事》是台湾新电影的滥觞之作，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海滩的一天》，影片以影像与心理观察来回溯30多年来社会的发展的变化和人际关系，以及在商业社会中中产阶级不稳定的婚姻问题。《恐怖分子》(1986年)，这是杨德昌第一次受全面性赞誉的作品。影片再次将焦点对准了潜伏着危机的大都市mdash;mdash;物质化的台北。杨德昌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毫无关系的三对男女串联起来，在平行交错的发展中浑成一体，进而说明人际关系中潜伏的不稳定恐怖因素，男外影片的开放式结局相当高超，给人震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这是杨德昌的颠峰之作。本片中，他承袭了其对现代都市的一贯关注以及对复杂叙事技巧的纯熟应用。影片人物众多，结构繁复，是台湾电影继《悲情城市》后又一史诗作品。这是一部关于时代主题的作品．也是关于残酷青春的纪念。影片以一对成长中的少年男女的一段悲剧恋情为主轴，重新构筑了一个男人窒息的悲剧时代，杨德昌将悲剧推给了残酷的社会，在残酷的现实中，生命与尊严毫无价值，成人世界不会关注少年的世界，关注他们的成长，进而剖析了台湾政治高压下动荡的社会危机。《麻将》(1997年)，是《恐怖分子》之后继续关注现代都市物质化下的人际关系。影片《一一》则以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代表了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而在人生的悲剧中，无论谁都逃不过生活的烦恼、苦痛，进而探讨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危机对城市的关注。是台湾新电影的一大主题。杨德昌坦言对都市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以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杨德昌关注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mdash;mdash;台北。电影中的人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