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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态视角下的菊花 《菊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的一篇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就受到批评家的好评，被誉为“斯坦贝克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1］、“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2］等。其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一对夫妇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流浪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三十五岁，热爱并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内心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补锅匠的来访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静的内心世界激起了波澜。她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赏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爱的并寄托了她渴望和梦想的菊花交给了补锅匠，此后，她的内心世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强大。后来当她和亨利驾车去萨利纳斯的路途中，她发现菊花被补锅匠抛弃在路上，花盆却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极，但是却躲着亨利像个老妇人似的哭了起来。 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但里面刻画的人物却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内涵时，斯坦贝克在给乔治bull;阿尔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他(读者)不经意地读完故事后会体会到某种很深刻的东西，但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怎样深刻。”［3］本文以斯坦贝克《菊花》这部短篇小说作为文本，从精神生态角度对其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关注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态状况，分析其精神生态错位的表现，并探寻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以期通过挖掘其内在的“深刻的东西”对读者有所启发。 1自我迷失与人性扭曲:探析错位的精神生态 著名学者鲁枢元教授在其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把生态学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以相对对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及以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4］。“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5］精神生态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着与自然生态相似的危机。斯坦贝克在《菊花》中通过对伊莉莎这一悲剧人物的刻画，帮助读者洞察到了人们错位的精神生态。 1．1女性身份的界定:甚感压抑 在《菊花》［6］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悲剧命运人物的塑造，把一个生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男权社会里的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那个特定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男性世界的排斥和男权势力的压制使女性身心倍受压抑和束缚。 伊莉莎被囚禁在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既定中。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她们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当时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7］故事中的伊莉莎就是按照这种界定的标准生活的。首先，她是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房舍被打扫得“整洁、明亮”。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冬草储备了起来”，“精致的白色的农舍”四周环绕着紫色的天竺葵，她还在“房前台阶上放着一块供擦泥的垫子”，在“房子后面堆着易拉罐”;在亨利洗澡时“她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装放在床上，把衬衫、袜子和领带放在旁边。上过油的皮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其次，她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当亨利在她面前炫耀刚刚做成的一笔菜牛的生意时，她说“你真行”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去满足自己丈夫的心理需求。当亨利把详细的去城里庆祝的安排计划告诉她时，她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回应“好，当然好啦!”来顺从自己丈夫的安排。再次，她是一位恪守妇道的女性。她把菊园周围架设“围栏”，然而“围栏”挡住的不仅是“牛、狗和鸡不进入菊园”同时也成为她主动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的眼睛变得警觉”起来。尽管后来经过和补锅匠短暂的交流之后，她许久以来被压制的对性的渴望被补锅匠这位陌生男子重新唤醒，情不自禁地“手向他的裤管伸去”，但她最终还是“面带愧色”地站了起来。在这里，斯坦贝克冷静客观地描写了伊莉莎性骚动继而性压抑的过程，读者不难感受到在男权社会如此强大的社会文化传统面前，面对这种身份被界定的现实，以伊莉莎为代表的女性所承受的这种压抑人性的精神磨难。 1．2男性身份的模仿:遭遇尴尬 对于伊莉莎来说，虽然她没有走围栏，而且遵守了妇女行为的基本守则，但是透过围栏的空隙，她的向往、理想和追求已经传达到公共空间。 伊莉莎向往男性世界的权利。她用男性化的穿着来刻意掩饰女性柔弱的外表，“园艺服遮住了她的体形”，把“一顶男人的黑色帽子拉得很低，挡住了视线”，穿的“鞋子又笨又大”。尽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两个商人装束的男人”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却“不时地回头望望身边的男人”，并急切想参与男性世界的决策，于是在亨利回来之后便问“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