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docVIP

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 1引言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草原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全国90%以上可利用天然草原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虽然近年来国家对草原生态问题有所重视，启动了一系列草原保护建设工程，完善了各种草原管理法规制度以及推广和应用了多项草原保护建设技术，但草原生态环境仍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来看，两者之间会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的倒U型关系，即草原退化程度会随经济发展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2］。对于经济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还是会有助于改善其环境质量?显然，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与草原资源环境关系问题，对我国采取适宜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991年，GrossmanandKrueger在NBER工作报告中，利用4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了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空气中SO2和烟尘的含量在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比较高。相比之下，在富裕国家其浓度则有所下降。1993年，Panayoto通过参考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将这种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它表示: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之后，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多种方法和环境指标对EKC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此做出相应的理论解释。不过，大多数研究主要探讨了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涉及生态破坏(森林、能源、草地等)的研究比较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态数据的可得性问题，许多生态指标无法量化，只能定性描述［3］。 生态足迹法分析法是由加拿大学者Wil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l提出的一种评估可持续性的方法，是一组基于虚拟土地面积量化的指标［4］。该方法由于数据相对容易获取，计算过程的可操作性，使得EKC理论用于研究生态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Boutaud，NatachaandChristian首次采用生态足迹指标对生态环境压力进行衡量，通过利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从全球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并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提高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为代价［5］。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和数学分析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Marco，GiangiacomoandSilvana在以人口数量作为权数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LeastSquares，WLS)进行估计时，发现含有变量人均GDP三次项的生态足迹EKC非对数模型拟合情况最好［6］。JillL，DustinandJamesR利用1961～2000年14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DynamicPanelModel)来检验EKC理论，研究表明，总生态足迹值与人均GDP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但草地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却符合EKC理论［7］。Mohamed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算法原理，分析了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等多个因素的关系，其中，人均GDP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并未显示出EKC关系，而是呈现U型关系［8］。 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尝试引入生态足迹概念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区域而言，向书坚，卢小兰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湖北省GDP总值与各类生态足迹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从模型分析结果得出，GDP总值只与部分生态足迹存在协整关系［9］。何蓓蓓，梅艳选取江苏省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该省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呈倒N型的三次曲线，而在实际观测值的区间内则表现出倒U型EKC关系的上升阶段［10］。在国家层面，郭军华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来描述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动态关联性，二者之间显现出较强的相互响应作用［11］。钱文婧，贺灿飞在测算出中国1952～2007年生态足迹值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对数形式的人均GDP二次曲线模型，检验EKC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经过协整检验，得出了我国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倒U型关系［12］。另外，也有学者以草地退化率作为草原退化程度指标，利用1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