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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联 作者：王光和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成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胡适对中西方思想的冲突和影响问题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自觉的意识,胡适1960年7月10在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上这样说:“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1]胡适对中西方文化影响关系的分析也同样适合我们对他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分析。 作为近现代中国史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对台下听众的追问自然可以看作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胡适自己是承认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的,比如他对实用主义哲学、历史进化论的接受以及对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在内的欧洲近现代文学史的借鉴,但具体到如何受到以及受到哪些具体的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影响的问题,胡适却一直语焉不详,或回避,或否认,这给后来的相关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比如胡适在与徐志摩的一封通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实秋说:lsquo;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rsquo;,又说我lsquo;对于诗的基本观念大概是颇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rsquo;。对于后一句话我自然不能否认hellip;hellip;但我当时的希望却不止于lsquo;中文写的外国诗rsquo;,我当时希望mdash;mdash;mdash;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lsquo;新诗rsquo;的意义,mdash;mdash;mdash;不仅是lsquo;中文写的外国诗rsquo;,也不仅是lsquo;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诗的诗意rsquo;的诗。”[2]胡适并没有否认他的文学思想(包括白话诗)与外国文化的关系,缺憾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影响关系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说明。他在美国的留学日记(1916年)中,又说:“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Yol-stoy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或Yolstoyan也。”[3]胡适强调的是,只要他说的有道理,那么他的思想与西方的什么人什么思潮相似,又有何妨?胡适认为,这种相似反而恰恰印证了“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的道理。 一、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文学论争的话题。实际上,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在写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是有一个与梅光迪、任叔永反复进行辩论的过程,其中某些话题就已经涉及到对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探讨,其时,梅光迪就曾劝诫胡适勿为西方肤浅“新思潮”所“动摇”。梅光迪认为白话诗的写作没有前景,注定要失败,并最早提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特别是白话诗的主张)受到美国等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梅光迪认为胡适是在剽窃西方不入流的“新潮流”到国内贩卖,他说:“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余唾。”[4]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有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lsquo;新潮流rsquo;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3]而后,在与学衡派等论战以及后续的学术研究中,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资源”之关系的问题,更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论题。胡先骕曾对《尝试集》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胡适“模仿西欧颓废派”,“复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余唾”,所以才“有如是之失败”,还认为胡适“新诗之精神”“不过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象征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和“肉体之印象主义”[5]等。 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及时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在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赞同并拥护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推崇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确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发起者的地位。陈独秀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胡适文学改良思想所受到的西方浸润,同时也及时推出了自己的同样受到西方影响的文学主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