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易传中的臣道观析论.docVIP

程氏易传中的臣道观析论 从《程氏易传》对于《乾》、《坤》两卦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在程颐看来天地所代表的这种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同时也存在于人文世界中。大到政治世界，小到家庭生活都存在这种二元结构。因此，程颐认为“乾”也不仅仅代表自然之天，还象征着政治社会中的君主和家庭伦理中的父亲，他说: “乾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而与之相对地，“坤”则代表着自然世界中的大地，象征着政治世界中的臣子和家庭生活中的母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从程颐对于《坤》卦的解释中找到他有关臣道的基本看法。 程颐在对《坤》卦卦爻辞的解释中多次提及臣道，他在注释中写道: 主利，利万物则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从王事，代上以终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犹地道代天终物，而成功则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在这里，我们看到程颐接受了《彖传》所提供的万物“资乾以始”、“资坤以生”的宇宙论模式，并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君令臣行”的政治模式，进而明确了臣子的职责是“劳于事”，这是说君主发出的号令要由臣子去完成，这与“( 万物之) 生成皆地之功”极为相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事的完成是靠臣子的努力，但程颐却在注释中反复强调作为臣子“不敢当其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在《随》卦九四爻的注释中我们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程颐指出: 九四以阳刚之才，处臣位之极，若于随有获，则虽正亦凶。有获，谓得天下之心随于己。为臣之道，当使恩威一出于上，众心皆随于君。若人心从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 唯孚诚积于中，动为合于道，以明哲处之，则又何咎? 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随之。其得民之随，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国之安，其至诚存乎中，是有孚也; 其所施为无不中道，在道也; 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复何过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强之过。非圣人大贤，则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仪，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诚孚而处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在此段注释中程颐不仅给出了为何臣子“不敢当其成功”的答案，并且还提出了作为有功之臣的正确做法。在程颐看来，为臣者之所以“不敢当其成功”是因为“若人心从己，危疑之道也，故凶”，而这种危险实际上来自于因威胁君权而产生的君主的猜忌。这种猜忌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是不难理解的，而在北宋时期这种君臣之间不可消除的潜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明显，因此程颐将为臣的基本品质规定为( 坤) 顺之德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现实意义的。那么，有功之臣应该如何自处呢? 程颐认为其根本目的是要消除君主的猜疑，所谓“下信而上不疑，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强之过”、“威震主而主不疑”，以及《坤》卦中所言“上无忌恶之心”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至于具体的做法，程颐则指出为臣者要保持一种“诚”的状态，即所谓“孚诚积于中，动为合于道，以明哲处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程颐一方面主张臣子“不敢当其成功”，另一方面又同时强调臣子应该积极发挥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 “言为臣处下之道，不当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含而不为，不尽忠者也。”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又都可以规约于“臣之分”的概念，“分”在这里指本分或职分，与理一分殊之“分”意义相近，陈荣捷先生曾指出: “( 理一分殊一语始见于程颐的书信) 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实际上这里应读去声，指义务、所得份、赋受”，我们看到“分”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它常常指某种身份所伴随的义务和责任。另外，从程颐所言“臣不可过臣之分”来看，“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正因为“臣之分”同时包含着责任和界限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义，因此为臣之道就常常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充分地履行自身的责任，同时又不能超越臣子的本分。而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局势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如行军打仗之时，程颐指出:居下而专制其事，唯在师则可。自古命将，阃外之事得专制之。在师专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盖恃专则失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hellip;hellip;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天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