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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健康教学状况探究 本文作者：谈学灵 陈彬 单位：成都学院 （成都大学） 医护学院 法律法规、政策性干预优化了实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社会环境 UNAIDS倡导各国应结合本国艾滋病疫情特点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制度性干预，这样预防工作才具有可持续性与广泛性［5］。同样，艾滋病健康教育也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支持。《传染病防治法》及《艾滋病防治条例》都明确规定应加强宣传教育，这为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方案（2004-2008年）》等政策性文件中都强调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首要环节，并明确提出了宣传教育的策略、措施和目标。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社会大环境，为健康教育工作的广泛、深入与持续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覆盖程度 据《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截至2005年年底，卫生部、中宣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职工红丝带、”面对面”、青春红丝带等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海报进村入校活动覆盖了全国74万个村、5万个居委会、2100所大学及9万所中学；司法部组织5万名劳教警察、24万劳教人员进行知识竞赛活动；国艾办、中宣部等多部委联合启动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累计发放宣传材料1.2亿份，接受培训及“面对面”宣传教育人数达3490万人［6］。但相对于中国13亿多总人口、7亿多农村人口来说，健康教育的覆盖程度还远远不够。 健康教育对象已由高危人群扩展至一般人群并以青少年为主 我国艾滋病疫情现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因此健康教育对象不仅要包括同性恋者、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以及青少年、妇女、难民、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还应该包括普通人群。回顾文献发现，目前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对象几乎涉及了各行各业的各类人群，包括了高危、重点及农村与城市社区的一般人群，其中青少年是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涉及最多的人群。青少年在具有性需求的同时性健康知识严重不足；在性行为能力开始形成的同时对婚前、婚外性行为态度较开放，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因此青少年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点人群。另外，截至2007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者中50%以上为15～24岁的青少年，我国HIV感染者中青少年占80%［7］。由此可见，青少年又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人群。因此做好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不仅是过去宣教工作的重点，而且也是未来应常抓不懈的重心。 健康教育内容以艾滋病病原学、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知识为重点 2004年，卫生部制订了《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并指出可作为大众媒体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制作防治传播材料的依据。该《知识要点》包括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传播途径、反歧视等十点［8］。另外，有调查发现，预防措施、传播途径和病理知识是我国城乡居民最想获取的艾滋病知识［9］。综合文献发现，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内容基本涵盖了上述十大要点，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及病原学知识也几乎在每项健康教育中都得以宣传；但反艾滋病歧视、防治政策、性伦理道德与生殖健康知识、无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孕产妇的母婴阻断措施等内容仅在少数项目中得到宣传。UNAIDS指出一般人群对艾滋病感染者存在高度污名化与严重歧视［3］，并认为禁止歧视的法律改革等制度性干预是综合防治的需要［5］。我国卫生部长陈竺也提出反歧视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思想和道德基础，相关的宣传教育非常重要。因此在未来健康教育中应加强反歧视的宣传力度，反对助长污名化的社会评判与恐惧。此外，基于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的母婴阻断措施、防治政策宣传等在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继续重视宣教艾滋病病原学、传播途径等知识的基础上加强这些内容的教育力度是未来健康教育应努力的方向。 知-信-行理论是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要指导理论 健康教育项目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将有关理论应于实践以及如何应用［10］。目前我国大多数机构与项目进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均以知-信-行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但该理论在实际的健康教育工作中难以指导对教育对象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因此该理论的作用比较有限［10］。国外艾滋病健康教育广泛采用的则是健康信念模式、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紧张与应对互动模式等多种理论［10］。因此，以后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可借鉴国外应用这些理论的成功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或综合应用多种理论于实践中，以提高教育效果。 健康教育的持续时间差异较大 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的持续时间差异较大，有长达数年的项目，也有短至2学时的健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