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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学独特性论述 作者：王婷 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理论为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有过人之才，更有为人之高风亮节。他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党争激烈，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中、后期，却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得志于旧党，屡遭两党摧残，一生沉浮不定，历尽艰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实为我国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苏轼一生的悲剧，确实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苏轼政治上的不幸，带来了他文学之大幸；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他文学上的成功。苏轼不但在诗、词、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书法、绘画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文学实践方面也有丰富的创作实绩。 一、技道两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苏轼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坚持由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他景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欧阳修，誉为“今之韩愈”。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不能为文而文，强调文章针砭时弊的价值。他大力肯定欧阳修所说的文章“必与道具”的话，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日喻》），强调从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中得道，而不主张把文章的内容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上。在《总策序》中，他明确表示对汉、唐以来某些儒者只因袭圣人之言而不务实际的不满：“自汉唐以来，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务为射策决科（应科举）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词章，不适于用。”（《清波杂志》）由此可见，苏轼对道的理解更为灵活、通脱，也更加实用，而他自己为文，就能做到“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文道关系上，苏轼强调“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猛烈抨击五代余风。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苏轼与欧阳修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关系上，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韩愈、柳宗元都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柳宗元特别重视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强调形式、艺术技巧要为“明道”服务。苏轼继承和发展了韩柳的这一观点，但他更重视“文”，重视文章的文学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业，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谢民师书》）“；文章如金玉珠贝”（《答刘沔书》），认为文章既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表达感情的手段。这就把“文”和“道”的关系讲得更加透彻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论，只有文章的充实内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还必须讲究创作规律和技巧，否则就会出现“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文可于画谷偃竹记》）的情况。在《答虔俞括奉议书》中，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章，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这两段话都说明文章应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准确地刻绘事物之形象，亦即应达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高度重视文章技巧。苏轼把“能道意所欲言”（《达王庠书》）作为写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见他对“文”给予了他的前辈们未曾有过的重视。既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更重视文章的艺术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学性，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重大意义。 基于他对文章艺术特征的重视，所以他对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苏轼一生的文学实践是始终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是辩证地概括认识艺术规律和发挥独创性之关系。创新，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挥洒，不是信口开河，既要创新，又不唯务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态千变万化。他要求作者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调言能尽意。在《答谢民师书》中，强调作家对于客观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与手，他认为“是之谓辞达”。据何蘧《春渚纪闻》载，苏轼曾对刘景文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讲的都是作家驾驭语言的问题，要求作家能够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把客观事物、人们的思想感情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姿态横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质木无文平浅呆滞，虽平易但无味。苏轼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