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上）论文.docVIP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上）论文 .freel Che-yol）案中进一步得以完善。汉城地区刑事上诉法院在该案中宣布：一旦标有密级的军事信息已被公众所知晓或讨论，那么它将不再被视为秘密信息的范畴。因此，刊发此类信息的行为不应受《反共法》或《军事保密法》的制裁。法庭特别指出：政府向媒体发布的“新闻禁发”指令并不属于法律禁令，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法院认同了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但也没有进一步分析或确认该下级法院的法理依据。 1972年是韩国最高法院在“表达自由中的知情权与国家安全”立场上的转折点。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将国家秘密的范围扩大化，使几乎所有的政府、军方信息均纳入到了保密范畴。如1972年易从友（Yim Chong-jo）诉韩国一案中，最高法院明确宣告：尽管涉案信息已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中披露，但一旦该信息可被北朝鲜所知晓和利用，那么此信息仍然应视为《国家安全法》所保护的密级信息；未经授权或批准公开此信息，将受刑事制裁。获得最高法院的司法认同后，政府当局更加肆意地启动《反共法》以及随后的《国家安全法》来压制任何可能会使政府在政治上尴尬或不愿意让民众知晓的信息或文件的披露行为。 （二）反对党成员的不同政见表达 1972年程楚尹（Chong Chae-in）案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反对党成员“过激”的政治性言论是否危及韩国国家安全。 被告为韩国反对党新民主党成员，他猛烈抨击韩执政当局，宣称朴正熙当局具备了三大罪证：偏私和腐败；谋图建立专制政府；企图扼杀韩国民主。其言辞听起来极似北朝鲜共产党对韩国一贯的抨击性言论特征。最高法院认定：尽管被告的言语中的确包含了一些北朝鲜当局攻击韩国民主政体的常用词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国反对党成员就确实谋图为北方敌国的利益服务。法庭剖析了被告言论之目的，并指出：“被告不过是想从其所在的反对党视角来强调现行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存在的弊端”。因此，最高法院驳回当局要求依《反共法》判定被告言论非法的请求。 （三）竞选言论 1972年竞选言论案中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表达自由是否可涵盖总统竞选演说中那些超越宪法框架的言论。 总统竟选人、不同政见者苏敏赫（So Min-ho）在竞选演说中主张，应依据南北朝鲜的人口比例，对双方的武装力量予以同时削减，从而减轻庞大的军备开支对双方人民的重负。当时正逢北朝鲜参加国际裁军大会和国际奥运会之际，被告在公开演说中由此推定：“北朝鲜已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合法的政治实体。因此，我国也应当承认其主权国家的地位。”当局指控苏敏赫触犯了《反共法》，危及到韩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 汉城地区刑事法院在该案件中也援用了“清晰和现时危险”标准对该竞选言论的性质进行界定。法庭认为，宪法保障表达自由并不意味着该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当某一言论的内容对韩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构成了“清晰和现实危险”时，言论自由得受法律之限制。这正是《反共法》之法理要义。尽管被告的言论属于总统竞选者所表达的政治观点，但该言论对韩国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构成了清晰和现实危险，因为该言论意味着韩国政府应当承认北朝鲜为合法的主权国家，这无疑会提升北朝鲜傀儡政府的声誉。也就是说，这类政治言论即使是竞选者所做出亦属非法。因此，被告被判有罪。 （四）赞美共产主义的言论 最高法院在多起涉及赞美共产主义言论的案件中均认定，只要言论具有赞美共产主义的特征，可依《反共法》定罪处罚。 例如，在 1970年俞克崇（Yu Kap-chong）一案中，针对被告言论“朝鲜战争是苏联和美国双方合谋的结果”，法庭认定，这样的言论可被北朝鲜的宣传机器所利用以反对美国和韩国。因此，被告触犯了《反共法》。1973年不同政见者宋宿甬（Song Su-yong）在公开场合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恶的，但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则是善的。我手头上的日文书上明明就是这么说的。人们通常认为，公共管理中的科学管理技术源自美国。事实上，共产党人的科学管理方法大可为我们所借鉴。”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明知，在工作时向其大学同事们所作的这番议论，将有利于国外的共产主义事业。因此，其言论触犯了《反共法》，危及韩国国家安全和宪政秩序。” （五）持有、购买、宣传和出版赞扬共产主义书籍 《反共法》将持有、购买、宣传和出版赞扬共产主义书籍的行为定性为有利于反国家组织的犯罪行为。最高法院在1979年易泳和（Yi Yong-hi）案中阐明了其支持立场。 美国著名作者斯诺等人撰写了一部记录和评价中国大陆人生活的论文集《与八亿人民的对话》。该书译成韩文后，遭到政府的封禁。韩国汉阳大学（Hanyang University）传媒学教授在该案的上诉状中辩称：判断某一书面论断是否非法须结合全书上下文及该书之主题，不应断章取义。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的辩词，指出：“如果某人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