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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监督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执行中存在问题[关键词]监督;公信力;变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从法律规定来看，立法本意是因为逮捕是对人身权的限制，只有严格控制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因此公安机关作为逮捕措施的执行者一旦发现所采取的逮捕措施不当时，有及时纠正的权利，且不再需要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仅需通知即可。但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对权限的“自由行使”，实践中，因受到利益驱动或出于人情关系而任意扩大捕后变更强制措施范围的现象在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中占有很大比例，由于取保后法院判处缓刑的比率很高，变更强制措施则为犯罪嫌疑人减轻刑罚、潜逃提供了机会，甚至出现串供、翻供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下面，针对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监督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目前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该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流于形式，未起到实际效果。一是未要求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说明释放或者变更的理由，检察机关无法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是否正确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变更逮捕决定仅有知情权而无审批权，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变更逮捕决定。三是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的释放或者变更决定错误后可采取什么措施无任何具体规定。 二、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执行不当带来的影响 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执行逮捕后又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给刑事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同时司法机关将会因为逮捕措施执行的不严肃而在公众心目中失去公信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导致打击犯罪不力。由于取证难特别是对保证人违法事实很难取证，实践中对保证人和被取保人的约束都不大，因被取保人不到案或有其他违法行为而对保证人处罚的极少。二是导致许多涉法信访案件的产生。在办案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人家属看到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又释放后，到检察机关反映公安机关把人抓了又放的情况。三是重新犯罪率升高。由于变更逮捕措施很容易，有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感觉法律的威慑力不强，走上社会后很容易重新犯罪，在他们的心目中会形成犯了罪也“不过如此”的错觉，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犯罪，出现“二进宫”、“三进宫”，罪越犯越重，案越犯越大。 三、完善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对策 1.应当将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权赋予人民检察院，变事后被动监督为事前主动监督。笔者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增加一款：“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提交释放或变更措施的理由和报告及相关材料证据，报经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为更好、更有效地行使侦查逮捕权提供立法上的依据。 2.对逮捕以后释放、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应当严格限制。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侦查机关有证据证明逮捕不当的；侦查机关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犯罪嫌疑人系正在怀孕的妇女等不宜继续羁押的；依法办理延长羁押期限后仍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侦查终结，需继续侦查的；侦查机关在继续侦查过程中发现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发生重大变化的；非重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逮捕后有立功或积极退赔赃款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且变更强制措施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其他确有变更强制措施必要的。 3.应明确规定变更强制措施的程序。笔者建议变更逮捕措施时应履行以下程序：一是对符合变更强制措施条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先由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书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二是由公安机关承办人填写《变更强制措施审批表》，经领导审查后将变更措施的理由及相关证明材料报请原批捕的检察机关审批；三是侦监部门实行承办人负责制，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重新审查后作出是否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决定。 4.建立相应的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法律监督约束力。明确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承办人、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当的，检察机关应及时向公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