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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举报人及证人合法权利思考【关键词】举报人；证人；保护；合法权利关可以借口相互推诿，谁都不肯承担责任，致使证人权利保护落空。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基层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在对举报人所处境地非常同情、对当事检察院所处尴尬局面非常无奈的同时，仔细思索何种原因使这当事双方都处在这尴尬的局面之中，笔者认为，主要是国家法律对举报人和证人的保密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 一、我国举报人和证人权利的法律缺陷 近年来，我国开始注重对证人权利的保护。虽然没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法，但也在相关法律中对此作了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以上的法律规定不难看出，我国对举报人和证人权利的保护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规定侧重于事后救济，缺乏事先预防的保护措施。纵观以上法律规定，多为对打击报复证人的惩罚性法律后果的规定，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方式。虽然该种方式能够起到一定的惩戒作用，但对遭受损害的证人而言却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证人因其作证行为而遭受打击报复。其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失并不能因对违法犯罪者的惩处而得以恢复，两者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防患于未然”，在证人遭受打击报复之前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远比事后的惩处式心理安慰来得实际、有意义。 2.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相关法律仅仅规定要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至于怎样保护?如何申请保护的程序性问题却未作出规定，实践中往往使证人无所适从。即使提出保护申请也迟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再者，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保护的主体，这种职责不分，权利不明确的“集体负责制”必将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一旦证人申请保护，三机 3.法律缺乏对证人作证特免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并没有规定作证特免权制度。相反，《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现行法律规定“无例外作证义务”是基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的价值需要，然而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律师与当事人间信任关系的维护、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重大社会价值的需要，有必要“曲法以伸伦理”。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则体现发现案件真实的诉讼价值在重大社会价值观念前的让步，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在于其能够避免更大的不利益和不正义的出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证人拒证现象正是凸现了证人作证特免权的缺位。 二、构建举报人和证人权利保护机制的思考 “有权利就必须加以保护，否则权利就不称其为权利”。证人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是实现证人权利义务平衡的客观需要，也是建立和谐证人制度，克服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关键。 1.构建对举报人和证人的安全保障机制。生存与安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需要，是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生存和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类只有在满足低层次需要之后才会去实现高层次需要。因此，举报人和证人的人身安全权是证人所享有的首要的权利。举报人和证人作为知晓案情的特殊人，比普通的人更需要安全的保障。检察官、法官和当事人最关注的可能是举报人和证人能不能提供有价值的证言。而举报人和证人最关注的则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益会不会因为作证而受到损害。举报人和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权存在现实的被侵犯危险性，因其作证行为可能使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遭受损害，容易引发该当事人对证人的仇视心理，继而产生对证人的非理性行为。因此，构建对举报人和证人的安全保障机制尤为重要。 2.构建举报难和证人知悉权利机制。举报人和证人具有诉讼主体的资格，其在诉讼中应当享有关乎其利益事项的知悉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传唤证人作证时应当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该规定过于粗糙简单，内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应向证人明确告知以下内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情况及涉嫌的罪名；(2)无正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