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谋和最优惩罚机制.docVIP

政企合谋与最优惩罚机制 聂辉华a 李金波b （a.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872） （b.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00871）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我们在一个三层代理模型中说明了合谋的福利损失以及防范合谋的最优惩罚机制。当所有参与人都是风险中性时，最佳契约要求委托人给予管理者的收入与惩罚无关，与管理者的监督能力成反比；第四方的监督能力越弱或管理者的监督能力越弱，就越是应该拉大对管理者和代理人的事后集体惩罚和事中集体惩罚之差。当管理者和代理人都是风险规避时，最优风险分担要求委托人给予管理者的收入和事中惩罚之差是一个固定值。 关键词：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合谋 惩罚机制 JEL：D820 H730 O120 P280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生产安全事故和比较严重的环保问题。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统计资料，从2001年到2003年，全国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100万起以上，死亡人数年平均13万人以上，而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从2001年的65起增加到2003年的129起，死亡人数也翻了一倍。 环保问题也不容乐观，专家认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年均9.8％的GDP增长中约有4～6个百分点是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 出现这种状况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在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collusion）是导致高增长率与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在以财政包干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发展本地经济会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经济上的激励（Qian Weingast，1996；杨瑞龙，1998；林毅夫和刘志强，2001；Jin et al，2004）；同时，在中央任命地方官员的政治制度下，以GDP为中心内容的政绩成为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Li Zhou，2004）。无论是经济激励还是政治激励，都赋予了地方政府提高GDP的强劲动力。但是学者们似乎对于中国的财政分权和官员考核制度的负面效应重视不够，只有少数文献注意到了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如沈立人、戴园晨，1990；周黎安，2004）以及扭曲的财政收支行为（聂辉华，2005），而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以及腐败尚缺乏分析。事实上，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本通常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且很多成本是隐性的，或者这些成本即使局部可以观察，也难以量化为考核指标。因此在一届地方政府的任期内，中央政府实际上很难观察到当地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成本上存在的不对称信息，使得地方政府在任期内既可能鼓励当地企业采取重视安全、节约资源的“好的”发展方式，也可能纵容甚至保护当地企业采取轻视安全、破坏环境的“坏的”发展方式。当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当地企业合谋时，中央政府就必须设计某种机制，惩罚地方政府和企业，阻止它们之间的合谋。 什么样的惩罚机制是最优的？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我们假设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地方政府是管理者，企业是代理人。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三层代理模型中，企业既可以采取私人成本较高的、“好的”方式提供GDP，也可以通过社会成本较高但私人成本较低的、“坏的”方式提供GDP。“坏的”方式以一定概率发生事故，地方政府以一定概率在事中观察到事故，媒体等第四方以一定概率在事后观察到事故。地方政府可以如实将事故报告给中央政府，从而和企业接受事中惩罚；也可以与企业合谋隐瞒真相，但是一旦被媒体揭露就要和企业受到事后惩罚。根据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显示原理，我们设计了一个防范合谋的最佳契约。我们的模型得到了一些非常直观的命题，例如，当地方政府对事故的监督能力太弱时，不应当让其监督企业；事后惩罚总应该高于事中惩罚。同时，我们也证明了一些并不直观但是对政策具有启发意义的命题，例如，地方政府的收入应该与惩罚无关；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事后集体惩罚随地方政府和第四方监督能力的提高而减弱；为了实现最佳风险分担，应保证风险规避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和事中惩罚之差是一个常数。此外，我们也分析了合谋的福利成本和授权问题等。与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现有文献不同，我们侧重于分析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和官员考核制度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研究遏制这些不良后果的现实机制。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微观角度，来理解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让我们概述一下相关的合谋文献。Tirole（1986，1992）建立了一个经典的委托人/管理者/代理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综述了该领域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Laffont Martimort（1998）以及Faure-Grim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