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牺牲，换来我的领悟.docVIP

父母的牺牲，换来我的领悟 　　一直到现在，我和父母的关系还是很不一样，总有一种客气的成分在里面，我知道那是由于从小就离开他们的缘故。 　　 　　自幼和父母天各一方 　　 　　1958年夏天，在水电部工作的父亲邵蔷生被抽调去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母亲鹿秀忠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商业部的工作，随同父亲前往贵州，5个孩子带走了3个，8岁的我留在北京。我今年56岁了，可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10年。 　　父亲给我的印象太少，少得只剩下“陌生”两个字。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次子。可是因为家境艰难，战火纷飞，父亲只读到高中毕业。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却惜字如金，来信常常像写题纲，寥寥数语。他不常和孩子们亲近，要求也很严格。我1967年去黑龙江兵团，一次弟弟来信说，想买一支猎枪还差15元，希望我帮助他们。父亲知道后写信批评我不该迁就他，说不愿看到子女游手好闲。 　　“文革”结束后，父亲没从干校回贵阳市，独自一人在凯里、水城工作。当时他的工资是97元，可是要养活我们兄妹兼照顾老人就力不从心了。单身生活将就凑合，加上高原的地理环境，这一切都滴水穿石般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火车站上与父亲永别 　　 　　1975年，我从东北到贵阳探亲，直到假期期满也没能见到父亲。在返回北京途中，火车路经凯里，天刚蒙蒙亮，在潮湿阴冷的车站上，我远远地就看到父亲独自等在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