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试卷.ppt

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通过以下四种危机形式表现： 1、经济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它不再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而是表现为商品和劳务这样一些可消费的价值的“产出”不足，具体地体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三个方面。并且，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由于国家持续不断地干扰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而发生转移，即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2、合理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研究韦伯合理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合理性，并对理性和合理性在概念上作了细致区分，认为合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素质，只有人和人的行为才能称得上“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进一步加深了“合理性”的人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合理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产出”的危机，它指的是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订、贯彻必需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决策。也就是说：“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像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趋势以国家的合理性“赤字”。当资本私人所有制与发达资本主义日益要求的“行政管理计划”及国家干预之间出现矛盾时就会产生这种危机，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消除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 3、合法性危机 它是社会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意指在贯彻由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那些指导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各项原则时，资本主义已无法继续维持群众对它的“忠心”。合法性危机又称为合法性“赤字”。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的统治者抑或被统治者对国家提出更高的合法性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干预由经济系统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导致社会文化系统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用理性的方式说服群众支持统治者）必须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 4、动因危机 动因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它指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崩溃或导致取消合法性或导致削弱动力（发出命令、服从命令等）” 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已失去了思想文化基础。这不仅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文化传统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教育体系的结构变化方面。这里，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相信科学及普遍价值的那些已经形成为规范性机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出现了机能失调。思想能源匮乏，文化价值失去了稳定性，意识形态成为威胁社会解放的阻碍力量。  三、批判科学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有三种旨趣：在生产领域存在的技术旨趣，在理解领域存在的实践旨趣以及在追求自由发展领域的解放旨趣。与此相应，知识分为经验分析型知识、历史解释型知识和批判型知识。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衰落是因为历史解释型知识和批判型知识被经验分析型知识即科学逐出了应有的地盘。 哈贝马斯将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视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工具，认为科学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 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后果： 第一，科学成为国家实现其特定目的的手段，科学技术于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它的控制。 第二，工具理性的有效性成为国家用来作为调节社会各阶层间相互竞争的标准。 第三，科学为辩护立法，即属于文化意义领域的理性被科学理性所取代，文化评价的标准被工具理性化。 第四，“决策权完全授予计算机，以此来寻求最合理最有效的行动路线。”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最终导致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即导致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于是，一切问题都成了技术问题，一切标准都成了技术问题，一切关系都成为技术关系，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而丧失。 人类当前生活状态的局限性，如不公平、生活压力等仍然很多，当我们用科学理性戳破人们精神上的那层可以被现代性称为魅的“窗户纸”—信仰或人生终极价值的悬设，而又不能帮助他们克服现实的局限性，或者另为他们设置一套生存意义的终极支撑，那么，这只会使他们脆弱的心灵因为直接面对巨大的、现实的深渊而失去平衡、失去生存下去的希望，这时候，自杀或者破罐破摔就成了其可能的选择。 四、重建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哲学是以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和社会一致性，以及语言的乌托邦潜能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相互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他认为，作为这种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过交流和沟通，通过人们之间的协商、商谈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而达到的。因此这样的普遍性本身包含着个体性，它能使人们真正在思想上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