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印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DOC

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印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 杨天宇 刘贺贺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三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均衡模型和中印两国可比较的宏观数据，试图解释1978以来中国的总劳动生产率反超印度并持续领先的原因。通过模型校准和增长核算，本文发现中印两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差异，特别是中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印度，是导致印度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之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增长核算也表明，印度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比第二产业更快，恶化了与中国的总劳动生产率差距。如果印度试图缩小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则应借鉴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即同时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率，比印度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会更有效果。而如果中国试图继续保持在生产率方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可能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关键词总劳动生产率 产业结构变迁 部门劳动生产率 一 引言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两国国土面积辽80年代以来，两个国家都进行了经济改革，并且经GDP的高速增长。不过，中印两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是“齐步走”1978-2004年的相对总劳动生产率(即印度的劳动生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可以发现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一开始是大大领先于80年代末被中国反超。此后印度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落后于中国，2004年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图1表现了这一过程。1978年，印度的劳动生产率147%，但到2004年，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中国的58%。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劳动?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宏(或较慢)的(Hall和Jones，1999)，本文的研究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印之间或 现有文献对国家之间生产率差异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单一部门总生产(Growth Accounting)，如ParentePrescott(1999)认为各国采用新技术存在不同的障碍是生产率差异的原因，Acemoglu和Zilibotti(2001)则认为生产率的跨国差别是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技术技能匹配性(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不同造成的，Hall和Jones(1999)认为生产率的差1980年来的TFP增长，有87%可以归因(Wirz，2008)。由于这种方法完全忽略了发展中国家(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 另一类文献以两部门甚至多部门增长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来研究国家间的生产(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导致的收入效应(Echevarria，1997Kongsamut等，2001；Foellmi和Zweimuller，2008)；二是部门技术(生产率)差异导致的替代效应(Baumol，1967；Ngai和Pissarides，2007；陈体标，2007、2008；周辰亮和丁剑平，2007；刘伟和张辉，2008；Acemoglu和Guerrieri，2008)。在两种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会出现产业结构变迁U”形状，这又被(Duarte和Restuccia，2010)。该方法曾被用于解释国家间生产率差异的原因(Herrendorf和Valentinyi，2006；Duarte和Restuccia，2010)。第二个分支则假设农业(Temple，2001、2004；Caselli和Coleman。2001；Gollin等，2002；Chanda和Dalgaard，2003；Restuccia等，2008；VoUrath，2009)(misallocation)对生产率的影响(Aoki，2008；Rogerson，2008；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需要指出，这里的资源错配不仅包括农业(Brandt和Zhu，2010；Song等，2011)和制造业内部的资源错配(Hsieh和Klenow，2009)。该方法曾(Hsieh和Klenow，2009)和欧洲与美国的(Rogerson，2008)。此外，国内还有许多论文用各种计量和分解方法来研究(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但这类方法并未用于研究国 在中印生产率差异研究方面，Hsieh和Klenow(2009)基于多部门模型研究了中印Bosworth和Collins(2008)利用简单 总体来看，以上文献或者只考虑到了非位似偏好和部门生产率差异，或者只强调这样做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和印度都是存在严重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中大国(Hsieh和Klenow，2009)，劳动1978年以来，中国和印度都经历了重大的产业结构变迁过1978年至2004年间，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从71%下降到47%，第三产12%上升到31%；同时印度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