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中国才会“冒”出“学术大师”来.docVIP

怎样做,中国才会“冒”出“学术大师”来?作者简介：颜鹏飞（1946―），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思想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评论》主编，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唐大斌，《今日财富》杂志执行主编。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01-03?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01［本刊网址］ http：//www.省略 一? 我国教育体制缺乏使人才“冒”出来的功能与机制。为什么我国“冒”不出人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实教育体制结构是一种势能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任何哪方面（不管是科技的、文化的或管理的）人才成长，都必须有赖于自身以外的势位势能的推动。但要获得这种势位势能，是需要自身花费精力与时间的（仅这一方面，往往就使人花费了一生或大半生的时间与精力）。而达到了某种程度，希望不再去花费这种精力与时间、只埋头做学问的人还是有的。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势位势能的支持，就算做出了天大的成绩，也无人过问，甚至连发表文章也难。又有谁还承认他是什么“大师”呢？? 同国外一样，任何人才，都要在“社会的承认通道”上，经过若干“关节点”的认同，最后才能达到“大师”的境界。不同的却是：我国教育体制结构决定的这条“人才承认通道”，是一条单通道，且与我们的“行政通道”是一致的，即同一条通道或称“行政通道”的附属通道（如我国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都是附属于某行政部门的）。而国外，它是多通道规则：“行政通道”就是“行政通道”，“科研或大学”的“人才承认通道”都是“自己的运行通道”。“学校之所以变成了不是以做学问为第一要务的地方，那是因为，它不再是一方净土了，它成了行政的附庸。行政有行政的规律，学问有学问的衡量标准，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学问之上，学问就失去了研究的动力、施展的空间，做学问的人，更是功利了、虚假了、猥琐了，蝇营狗苟，乃至争权夺利会成为校园生活的主题，从这样的一个主题中，无论如何结不出学问的硕果来。任银子流水一般花下去亦然。尽管资金保障确实是学问能做得下去、结得出硕果来的基本前提，但学问的高塔，却断断乎不是完全凭借金钱就砌得起来的”。“学校一日不真正成为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行政的附庸，国内名校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名校。”? 在我国，“官本位意识”实在太严重了，如：我国历届“人大、政协”都要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设一个副委员长、副主席的席位。让这些当惯了“科学”首脑的人去当一当“政治家”。其实，这只是一种“权力化”的待遇。这样做，在毛泽东时代是可以的（因他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这样做了之后，就等于承认这些人的“革命性”）。现在，我们早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还有这种必要吗？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熟悉“科研、教育”，让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是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真是这样吗？为什么关于中国“人才战略”这样的重大的问题，不是由这些人提出来的呢？而是由一贯谦虚谨慎没有这些官位的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因习惯于现行机制下运行的教育首脑，反而看不出教育体制结构的弊端。让首脑进入“人大、政协”事小，但弘扬“官本位意识”却事大了。为什么现在这种意识越来越严重了：如本来应该进入科研、高校等单位的博士，“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了公务员”。他们还不是想：“既然学术单位附属于行政部门，还不如直接跨入行政部门好了。”就算“科学院”的首脑，应该受到嘉奖或补偿，可以从物质（含资金）与名誉方面去考虑，甚至可以“延长任期”嘛，也算是一种“嘉奖”。当然，现在的教育体制结构下，在只有一条承认人才的通道的情况下，也只有先让这些人当当副委员长、副主席了。? 总之，只有与“行政”形成“两个通道”，从而形成“两种评判标准”，才会摆脱学术研究的附属（行政的）地位。只有在这之后，学术人才（包括“大师级”人才）才会较普遍地“冒”出来。? 怎样才能出人才，“冒”大师，人们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所有这些讨论，都需要我们对教育体制结构进行改革。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教授指出：“进行教育深层改革，克服教育政治化、官僚化弊端，大学才能走上正路”。并提出：“要实现大学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这样尖锐的问题。丁国强先生在《学术泡沫泛滥的道德追问》中指出：“在混乱急躁的功利背景下，学术资本积累和攫取的欲望被空前放大，学术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被搁置。“官本位”、“钱本位”侵入学术评价系统，使得学术评价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从我们前述诸文可知：这些阻碍我国产生“大师”出现的原因，都唯有进行教育改革才是一条出路。? 二? 既然，“官道”如此好走，又能“统治一切”，“学道”如此艰辛，又被“官道”统治。“官道”也就自然成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