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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初探 　　【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一直是行政法领域的热点问题，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发展相对滞后。针对现有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是直接援引西方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还是结合国内具体实际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选择一条更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争论得异常激烈。本文从行政诉讼证明证明的立法层面切入展开探究，就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行政法；诉讼证明；标准；建议 一、前言 目前，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有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要有灵活性、中间性和多元性三个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确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至少应当考虑将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引入行政诉讼、考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性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行政案件具体案情多种多样，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该根据案件的类型进行多元化的划分。综合上述三种观点，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评析 1990年10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和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我国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未在法律条文中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只能从相关法律条文中总结出法律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究竟是“什么”。目前涉及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文件主要有《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具体来看，一审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审中，《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由上述条文可知，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确立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通过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来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目前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通说。由此，也体现了立法者将客观真实性要求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思路 三、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影响行政作为。现代政府除了要依法依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职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面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这是对政府效能的要求。目前行政诉讼过于严苛而模糊的证明标准，一方面对于规范和指引行政主体的行为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会造成一些行政主体在尚无法律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不足的紧急状况下所为的行政行为，由于现行证明标准的保守而僵化而被否定 （二）特殊范畴。行政诉讼解决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行政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矛盾忽然纠纷。但目前采用的过于严格而又模糊的单一证明标准，无法适用层出不穷的各种行政行为，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对简单案件，采用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行政诉讼效率；而面对疑难复杂或新类型的案件，又会因标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无判例原则的体系下造成类似案情的案件最终审理结果截然不同 四、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建议 （一）始终忠于真实。西方普遍实行的自由心证原则，但我们认为其是唯心主义的产物所以加以摒弃。而这其实也反映了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对于客观真实的追求固然是好的，但法官不是具体案件的亲历者，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必定包含着其自身对案件事实的推理过程。因此，从逻辑上说，这种推理的结果只能无限接近真相，但不可能真正达到。而法律真实则不同，要达到法律真实，只需一个案件经过合法正当的审理程序便可以实现在法律上的终结。这体现便是程序主义的思想，值得借鉴 （二）构建多元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行政行为如果按类型划分，大致可以分为行政相对人受益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具有公益性质的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行为。具体地说，首先对于运用行政强制措施，特别是限制行政相对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因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最大，已经明显具有刑事制裁的色彩，建议适用严格标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