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经.ppt

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但南北卷制度只中断了一科, 至景泰五年(1454) 又得到恢复, 并具体划分了各卷的区域, 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和滁徐和三州。此后, 明代基本上沿用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的会试录取比例。但在实际录取时, 往往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略高于规定, 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点。 在乡试一级, 明代各省录取举人定额也屡有变动, 总的趋势是各省额数渐有增加。到景泰七年(1456) , 各直省的乡试举额为北直隶(今北京)、南直隶(今南京) 各135 名, 江西95 名, 浙江、福建各90 名, 湖广、广东各85 名, 河南80 名, 山东75 名, 四川70 名, 陕西、山西65 名, 广西55 名, 云南30 名。此后到明末, 各省举额皆沿此数, 只有云南一省不断增加, 从40、45 增加到50 名。在嘉靖十四年(1535) 将贵州从云南乡试中分出来, 云南举人各额为40 名,贵州为25 名; 到万历元年(1573) 又将云南举额增为45 名, 贵州增为30 名。举额分配是根据各省户籍多寡和文风高下而制定的, 南北各省举额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其人文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景泰七年以后云贵两省举额的渐次增加, 则反映了明政府优待边远地区的方针和云贵地区文化水平日渐提高的势头。 各省乡试规定只有本省籍士子才能参加, 不存在南北士人之间的竞争问题, 但南北直隶乡试中由于有国子监生员参加, 而这些生员是来自全国各省的, 因而也存在着南北士人之争。在两京乡试试卷中专门编有“皿”字号, 以取自“监”字的“皿”为国子监生文卷的代号, 两京乡试皿字号录取名额各为35 名, 但录取结果与会试类似, 中式举人也多为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人, 连北直隶(顺天)乡试中的皿字号录取者中也多为东南籍监生, 如万历三十七(1609) 顺天乡试皿字号所取33 人中, 南方人占28 名, 北方人仅5名. 为此, 在万历末年, 又有人建议两京乡试取中皿字号试卷也仿会试办法分为南北卷, 按比例分配35 个名额。而礼部尚书沈鲤为:“今该科欲照会试例分南北卷, 兼收人才, 不欲有所偏重, 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 必有中卷, 分析太多, 恐属繁琐。且岁贡入监者少, 而北方纳粟人等多, 有意外于科名, 万一填榜之时, 不能取盈数, 反为难处, 不如仍旧。”结果朝廷接受了沈鲤的意见, 未将皿字号再细分区域配额的构想付诸实践。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 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 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顺治十四年(1657) , 将顺天乡试中国子监生的皿字号分为南北卷; 乾隆元年(1736) , 又将皿字号再分为南、北、中卷, 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 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 各取中额39 名;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中皿, 按每15 名与考监生取中1 名的比例录取。各省乡试也逐渐分细, 如雍正元年(1723) 将湖南、湖北分开。乾隆元年(1736) 将江南乡试分为上、下江录取, 下江江苏取十分之六, 上江安徽取中十分之四。再到光绪元年(1875) 陕西与甘肃分开考试录取。 会试中额初承明制, 分南、北、中卷, 顺治十二年(1655) , 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 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号, 分别取中。最后, 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 , 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 边远省份或致遗漏, 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 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 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 钦定会试中额。从此, 由科举中的南北地域之争而出现的南北卷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制废止, 一般各地士人不再计较南与北大区域的配额问题, 改为关注本省籍士子的会试中试数额问题, 已很少南北地域之争的观念了。 * * 在中国古代, 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从政的精英人才。经过激烈竞争、层层筛选而金榜题名的科举人才, 构成了中国1300 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基干和主体。由于科举制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各个地区的应试者必须接受同样的测试标准,其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当然要比名落孙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 科举活动的盛衰和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 唐宋以后, 科第中额不仅往往是评价地方长官治绩好坏的一个方面, 而且也关系到某一地区在朝廷中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