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谈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气候行动的利弊.pdf

邹骥谈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气候行动的利弊 (邹骥,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由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待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中国国内 也兴起了一种观点，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仍然坚持履行《巴黎协定》将会承 担更多责任，这对中国将是不利的。在本次活动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对此作出了回应。 全球治理的客观基础及主体责任 全球治理有其客观的技术、经贸、文化、政治等现实基础，并非国家主观 可以改变的。邹骥例举了交通、通讯、全球范围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和盈利环 境的投资、英语的普及和文化体育的共享等一系列相关事例以作说明。在分析 这些现象的影响时，邹骥强调，这种技术、经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不仅影响 个人，而且影响到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联系和变化。同时，在 环境领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臭氧层 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上升，各国认识到了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从 而全球环境治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外，还有全球共同 面对的网络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 基础。 在谈到全球治理的问题时，邹骥提醒人们注意几个关键因素，即利益相关 者的构成及其责任、权利、权力、能力以及规则机制等。邹骥表示，全球治理 的主渠道依然是主权国家间的沟通、谈判。国家这个主体显然十分重要，在调 整相互关系规则时也有不同于调整自然人、公司或社团法人之间关系的地方。 如在国家历史责任界定问题上，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过去的累计碳排放中 获得了好处，如今天国民享用的完备基础设施和福利、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 置、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越位置等，但这个累计排放却是导致今天气候变化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00084 电话：+86-10-6279-7363 传真：+86-10-6279-7659 电邮：brookings@ /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 的直接重要动因。因此，国家责任的界定就区别于个人与企业，作为国家主 体，发达国家需要承担以累计排放为基础的历史责任。 不过，邹骥认为影响到国家间谈判的主体其实很复杂。政府是国家机器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家的机器唯一的组成部分。当然就国家机器本身 而言，不仅有政府行政部门，还有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不仅有中央政府，还 有地方政府。在国家间谈判的主渠道之外，邹骥进一步谈到跨国组织的作用， 如作为政府间组织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企业等。邹骥提及，2015 年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比尔·盖茨、马云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就气候变化向 政府提出的一个倡议。在此倡议中，企业家拿出十亿投入基础研发，但参与本 倡议的国家需要将政府支出中的研发投入部分加倍。 参与《巴黎协定》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对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全面阐释后，邹骥利用“费用-效果”（成本-效 益）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履行《巴黎协定》。 邹骥认为，有五方面的基本利益以及安置就业和金融风险等代价。 首先是中国的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中国并非承诺今年达到排放峰值，而 是在2030 年前后。使用“前后”（around）而不是“到”（by）这一个词， 最终是由两国元首拍板的，因此，中国的减排不是跃进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工 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还需要继续。这给中国赢得了过渡的时间，也在今天经济增 长和碳排放还不能完全脱钩的情况下捍卫了中国当前增长的权利。 第二个利益是低碳竞争力，这与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特别 是第二个百年梦想的目标，即在本世纪中叶中国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 标。那个时候中国如果还是高碳国家，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仍然还是一个效 率低下、有量没质的国家，将很难认为是达成了第二个百年梦想的目标。这个 利益今天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感受到，但实际上已经在出现，这就是中国在现代 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变化、提质升级的要求已经非常紧 迫，直接涉及能否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持续保持中高速度增长的问题。邹骥的 基本判断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世界经济面貌将要发生的变化中，有一点是明确 的，就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环境容量的要求，经济一定要向着低碳绿色的方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