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刑事抗诉案件改判率低原因分析及对策.docVIP

当前刑事抗诉案件改判率低原因分析及对策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刑事抗诉是审判监督的重要形式,对于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准确、合法地惩罚犯罪,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抗诉案件的改判率较低,抗诉的效果较差。结合我院近年来办理的一些刑事抗诉案件,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诉案件的改判率较低的原因 1.刑事立法中存在的模糊概念,导致适用法律条款上存在偏差。如法条文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法律或有具体规定,或司法实务界对此有共识,理解不难一致。但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如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中何为情节严重?以及其他构成犯罪情节较轻的,何为情节较轻?由于法律未做明确规定,具体到案件本身,很容易造成检、法两家理解不一。 2.相关司法解释滞后,导致此罪与彼罪难以掌握。刑法规定的犯罪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此罪与彼罪界限不清的情况,而相关司法解释又没有及时发布,造成对一些检、法两家罪名认定不一致的情况是否需要抗诉不易掌握。 3.关于抗诉的条件,规定得过于笼统。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这里的“确有错误”界定不明确,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不论在量刑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都有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确有错误”就是量刑畸轻或畸重,而对畸轻或畸重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就是量刑超出了法定的量刑幅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量刑幅度内才可构成畸轻或畸重,如超出了幅度内,则是适用法律不正确,构成了量刑上的错误。 4.法院内部的请示制度,造成“两审合一审”现象,抗诉工作在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合议庭和独任审判的职能,案件重大、复杂的也只能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上级院对下级院仅仅是业务指导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敏感的、可能引起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下级院事先通过内部请示,在与上级院达成默契后再下判决。这样,即使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改判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如,被告人孟某某、孙某某挪用资金案,一审法院感到罪与非罪掌握不准,在内部请示中级法院后,中级法院认为应判无罪,一审法院遂宣告二被告人无罪,在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法院很快就裁定维持了原判。 5.法院上下级之间出于系统的本位利益考虑,变通方法使检察机关的抗诉努力归于无效。如,被告人滕某某抢劫案,滕某某在公共汽车上抢走被害人闫某某的手机,当被害人反抗时,滕某某对其进行殴打,随后逃离现场。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由于被告人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检察机关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却将被告人的罪名由抢劫罪改为寻衅滋事罪,并以此维持了对被告人滕某某的有期徒刑四年的量刑,使得检察机关认为此案量刑畸轻的抗诉归于无效。 6.迫于维护稳定的压力,检察机关应被害人请求而抗诉。有一些案件的被害人认为法院对被告人的量刑较轻,没有达到自己满意,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法院的量刑的确较轻,但又是在法定刑幅度内,较难把握是否属于“量刑畸轻”,若提起抗诉,改判的可能性也有,但不是太大。若不提起抗诉,则被害人一方缠访不休,到一些相关部门上访告状,造成“涉检访”。相关部门为了维护稳定,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处理好”的标准就是息访息诉。导致此类案件“冒险抗诉”,改判率不高。 7.对法官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查处不力,使得抗诉工作步履维艰。不容否认,现实生活中有的法官因为自身能力不足,可能出现一些错判、漏判现象。但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徇私舞弊现象。他们一方面贪赃枉法,另一方面大打擦边球,利用法律的漏洞、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阻挠检察机关抗诉,即使追究下来,有可能改判,也会把原因归于认识不同、法律无明确规定等。审判环境致使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收不到理想效果。 二、提高抗诉案件成功率的几点对策 为了做好抗诉工作,提高抗诉案件的改判率,除了加强司法人员业务能力培训,树立其正确的法律意识、执法观念外,还需做好以下几方面: 1.为了保证抗诉案件的质量,建议在刑事诉讼抗诉程序中增设一个上级检察院审查程序,即在下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一审法院应当将抗诉书送达上级法院和当事人,二审程序由此启动,同时将案件卷宗材料通过同级检察院移交上级检察院。上级检察院在收到案卷后,应当认真审查,不受一审抗诉范围的限制。考虑到上级检察院需要复核相关证据,听取原审被告人的意见,以及有可能需要进一步补充收集证据,审查期可以定为一个月。在一个月内,上级检察院应当完成审查工作,决定是否支持抗诉。如果认为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则应当向同级法院撤回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