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竞争与合作——一个集体选择经济学的视角.doc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属于城市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原本有机会借鉴各国的历史经验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未能如此，很多时候反而变本加厉。作为行车者，他是依据其行车的边际收益与私人行车成本来做出选择的。如果行车的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行车成本，那么行车者就会选择使用道路。根据图1可以看出，该路段上均衡的交通量应是Q’1。但是，这却不是社会最优交通量，社会最优水平是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的水平。这里边际社会收益由需求曲线反映，而边际社会成本由社会行车成本曲线反映，两者的相交点Q1即为该段的社会最优交通量。从图1可以看出，均衡交通量大于最优交通量，此时，道路被过分利用，出现交通拥挤。 现实中，城市交通一旦修成，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同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道路的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城市交通需求的特性使得非高峰时间与高峰时间的最优交通量相差很大，造成非高峰是道路资源闲置，高峰时间又过度拥挤。实际上，由边际收益等于平均行车成本决定的高峰时间交通量，使得城市交通不可能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效用对比。我们在讨论市场是否有效率的时候，总是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来判断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但要知道，帕累托效率并非必然就是“好的”，因为当生产或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时，社会也许会关注谁获得利益，以及谁没有得到利益。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注重效率，也应该考虑平等或公平，因此我们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取舍。 怎样才能使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城市能持续发展呢？环境保护或城市发展的最优解在何处？我们首先假定城市经济是在有效率的情况下发展，并且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可以有效率地交换。假定图2中的点A和点C是能够从两种都有效率但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中得到的最大化效用，这两个方案对应着拥护环境保护计划和城市发展计划的集团利益。存在一条效用可能性边界FF0，其表示可以给以上两个集团带来最大化的效用。 点C来自一个城市发展计划，其会带来城市经济增长，每年GDP翻番，但会对城市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这样，快速发展城市计划在保证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也会考虑环境保护的可能性。事实上，甚至存在更具破坏性的选择，使结果处于C点下方和左侧，例如B点，城市发展不快，而且环境遭到破坏，这常常表现为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大拆大建现象，城市建设极其混乱，毫无规划，同时城市环境却严重受损。因此，作为环境保护的集团和城市发展的集团都不会选择这一点。 环境保护计划会导致点A的结果。虽然这个计划也允许城市发展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但主要着力保证良好的环境不至被破坏。可能存在D点这样两种用途效率都更低的组合，但环境保护计划是针对城市发展而保护环境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沿着效用可能性边界FF0，不存在两类用途的集团境况都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让其中一个集团过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另一个集团过得更糟。因而，A点与C点（以及沿FF0线上的所有其他点）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市场的自发性，人们选择的往往却是B点或D点。 （三）住房紧张：供需结构失调。住房空间固定性决定了住房市场的信息具有较小的外溢效应。住房市场的潜在卖者和买者、住房服务市场上的房东和承租人，都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关于房屋特征的信息，这就产生了高昂的交易成本。结果，在住房市场上，供给的短期价格弹性小于供给的长期价格弹性，住房需求的短期收入弹性小于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土地作为住房投入品的存在，需要其他投入品，如资金、劳动力、建筑原料等，一般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而城市土地由于其总体规模的有限和政策的限制，其供给弹性相对较小。 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和使用方向的限制，使住房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产生很大的区别，住房本身需求的增加，会带来住房价格的上升，但在住房市场不一定能带来大量供给的增加，这样就可能导致住房市场的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格。这种现象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房屋空置问题是住房租赁市场上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空置率和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趋势关系。“由于住房市场非出清价格的存在，住房需求首先反映在空置率的变化上，一般六到二十四个月后，反映在住房租赁市场的租赁价格上，然后影响到新住房的需求上，最后才体现在住房市场的价格供给上”1。 另外，住房的昂贵性决定了企业新建住房和家庭购买住房都需要银行金融贷款的支持。当银行的贷款利率（包括企业的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较低时，住房服务的需求能以较短的时间传递到对新住房的需求（而不是大多转化为住房租赁市场），市场上新住房的供给也就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此时市场上空置离一般较高。 三、医治“城市病”：从理论到政策的选择 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告诉我们，理性的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时，无法达到集体的最优利益，存在私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