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义体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DOC

真德秀之道統觀研究 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向鴻全 一、前言 　　儒學一向講求通經致用，自孔子以來，知識分子（士）莫不以其道能否為君主所用－即「學然後仕」作為是否成功的指標；因此知識分子介入政治、或者政治環境影響儒學發展的情形，所在多有。 　　但沒有一個朝代像宋朝一樣，在歷經宋太祖釋將兵權，儒生靠科舉選拔或貢舉保薦等方式成為文官，一時之間蔚為龐大的文官集團，士大夫因此紛紛進入權力核心，動見觀瞻足以左右朝政國勢，地位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也沒有一個朝代如宋朝般，群敵環伺，步步進逼，士大夫面臨最嚴厲的挑戰，哲學思想（理學）如何與政治調和？ 　　歷來研究宋史者多偏重北宋，如有研究南宋者，也多語及高孝光寧四位君主；然而宋代國祚達320年（公元960~1279年），歷經18位皇帝，其中北宋9位，南宋9位，在這些皇帝中，在位最長的是宋仁宗，在位41年（1023~1063），其次就是南宋的理宗，在位達40年（1224~1264）；理宗、度宗兩朝共在位50年，占南宋歷史年祚的三分之一；而且南宋面臨金人與蒙古人雙重威脅，卻維持頗長的一段時間，其中實有值得深加思考的部分。理宗朝時，弛理學之禁，重新召回長期遭到史彌遠排擠打擊的忠賢之士，如真德秀（1178~1235）和魏了翁（1178~1237）；當時真德秀之學術與政治聲望達到高峰，一時「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其宦遊所至，惠政深洽。」，雖然理宗尊尚理學後不過數年真氏即謝世，然其所著《大學衍義》，仍然影響深遠。 　　本文擬以《衍義》為中心，旁採真氏其它著作，探究真氏是如何繼承儒學的道統與學統，以及在真氏所尊崇的道統下，《衍義》如何總結宋代理學的成果、及影響元明二代的儒學發展。 二、以政為教，以教為政 　　儒學經典中的五經有其亙古不變的神聖意義，但經歷時代的移轉，也產生許多創造性的詮釋，使得經典的內容更加豐富；宋代解讀經書有疑經、改經的傾向，認為若有不合聖賢本意便動輒更改經文，以求符合聖賢本意，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朱子對《大學》的改本，朱子不僅更動《大學》中章句的順序，甚至加入「格致補傳」，以為其格物致知學說張目，後世士人，或從朱子之說並發揚光大，或反其論而主張恢復大學古本；《大學》一書從此成為我們了解宋代道學（或理學）的重要典籍，從學者對《大學》中諸多核心觀念（三綱領、八條目）的反覆討論中可以窺得學者間學術的差異外，同時這些論辯也擴大了《大學》的內容，和深化其意義，使得《大學》的學術地位達到最高峰。 　　宋代士人對政治的高度參與感，往往使得他們的論著變成複雜而具有多層次的文本，余英時說： 　　　事實上，政與學兼收並蓄不僅朱熹為然，兩宋士大夫幾無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個富於彈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兼涵了學術，更點出了二者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說，宋代士大夫的諸多政治性文章，如奏摺、劄子、答詔、辭免等，都可能涵蘊其哲學思想；同樣的，那些哲學性的論著，也可能是對政治環境、對皇權的另一種發言。真德秀的《衍義》便是這樣的著作。 「衍義」之義 　　 　　《易．繫辭上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曰：「衍與演同，演者廣也，衍者寬也。其義相同。言廣天地之數也。」也就是說推演（推衍）蓍策以成卦，並進而探尋宇宙人生的終極律則，所用之蓍策之數也。《易》演成六十四卦作為人生境遇的模型，並隨占者或問者不同而有豐富的解釋；所以王船山云：「衍者，流行之謂。『大衍』者，盡天下之理事，皆其所流行而起用者也。」因為如水之性，所以無處不到，而所到處皆有理事可言，故天下無處不是理。《說文》：「衍，水朝宗于海皃也。」段注云：「旁推曲暢，兩厓渚涘之閒，不辨牛馬，故曰衍。」《尚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其中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借以喻水，言小就大也。由小河流匯聚後奔向大海，即「由小就大」，如同朝臣覲見天子般，這樣的意義十分適合《衍義》的精神，因為在《衍義》中，真氏便是以大學八條目為綱目骨架，參酌以經史諸子，最後匯集於人主之前。 　　　伏以汗簡雖廑，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進大學衍義表」，《真西山文集》卷16） 有論者認為《衍義》的寫作對象是理宗，其中所有議論都是針對理宗而發，也就是說《大學》在此已暫時脫離個人修身的「內聖」意義，轉向為節制或導正人主行為的意義。在中國歷代的君主教育中，儒生進侍講經的傳統由來已久，儒臣亦以被選為侍講為榮，並經常利用進講的機會，藉解說經義向皇帝陳說對政事的看法；「然而經學去今曠遠，晦澀難解，必須淺近化，才易為人接受」，朱子編定《四書》，就是作為經筵侍講的教科書。真德秀曾任翰林學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