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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溢出效应及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岸带成为全球城市化最重要的区域空间单元。在不超过海平面100米沿着海岸的连续区域”“低海拔海岸带（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LECZ）区域，以全世界2%的陆地面积，支撑起全世界总人口的10%以及全世界城市人口的13%（McGranahan等，2007），[1]（17-37）这在中国、孟加拉为代表的沿海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即1990-2000年间，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化以3.39%的速度在增长，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人口从1990年的5.6059亿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7.8278亿。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城市化速度不仅超过了同期全国的城市化增速，而且超过了孟加拉等沿海发展中国家低海拔海岸带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海岸带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利用海岸带有限的地理空间，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依托，实现经济能量集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海岸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当前所有关心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从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角度出发，探讨流通产业外溢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 （一）经济集聚的文献述评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认为，经济集聚可以划分为产业、地理和时间三个维度。[2]尽管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以及寻租也能促成集聚，但劳动力池、投入共享以及知识溢出是经济集聚的最主要原因（Marshall，1920）。[3]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经济集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维度，并且主要依托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基本框架展开。[1]（483-499）关于集聚的微观机制，Duranton and Puga（2004）认为共享、匹配和学习是经济集聚的三种主要微观机制，[5]（2063-3073）Krugman（1991）将主要依赖劳动者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视为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Venables（1994，1996）则认为产业集聚主要依赖位于同一区位内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并将降低运输成本视作集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Fujita，1999）。[6]（371-381）Martin等（1995）则认为，基础设施和资本禀赋的分布及两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对经济集聚区位产生决定性影响。[7]（335-351）Lanaspa等（2001）则认为公共服务水平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并将政府部门纳入NEG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具有更低税收或者更高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地区具有更强的吸引经济活动集聚的结论。[8]（1639-1649）关于集聚经济的测度，已有的研究均采用间接测量方法，比如Marcus（1965）曾尝试用产业来测度，Harris and Wheeler（1971）与Edel（1972）则认为可以用资本化的城市土地价值来测度集聚经济，Ellison and Glaeser（1997）、Duranton and Overman（2005）则分别构建了EG指数、DO指数对离散空间的经济集聚进行测度。在实证研究方面，Ellison等（2010）利用来自美国制造业的122个细分产业的数据，结合EG、DO两个指标，对马歇尔提出的经济集聚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集聚中的确存在马歇尔提出的企业相互靠近以降低运送商品、人员和思想成本的三种机制。[9]（1195-1213）Ellison等（2010）的研究同时发现，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因素对集聚模式产生的影响要比共同分享自然优势强烈，其中投入产出联系是最为重要的集聚因素。需要注意的是，Ellison等（2010）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什么构建了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联系。 由此可见，目前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均沿用了马歇尔开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均没有纳入流通产业这个媒介制造业和消费者的关键部门，将交换制度视作外生变量。在经济集聚的研究中，对流通部门或者说流通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忽视，所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巨大差异（Melo等，2009）[10]（332-342）因此，Melo等（2009）明确提出，在未来对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包括流通业在内的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集聚上所发挥的作用。 （二）流通溢出效应研究 国内对流通产业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依托Feder（1982）提出的菲德模型。冉净斐（2005）最早利用该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流通部门的发展确实对非流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在冉净斐（2005）之后，赵萍（2007）、赵凯与宋则（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