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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思考摘要: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少子化导致高储蓄与高教育投资并行,弱化了家庭对老人的经济反哺能力;空巢化、隔代化危及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家庭养老供给面临困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农村经济增长。利用正外部性理论和弹性理论分析可以凸显家庭外部途径优化养老资源供给的必要性,从而得出应构建政府、社区、家庭三方驱动的养老支持力相容系统和养老保障机制。 关键词:民族地区;养老支持;经济增长;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88-0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200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把扩大内需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以迟福林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应该把目标定位于农村居民群体。这表明党和政府对农村养老和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 学术界对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养老问题本身进行制度和运行探索;二是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基于我国多民族聚集于边疆地区、家庭供给养老出现危机的现实,利用弹性理论分析认为外部途径优化养老资源供给对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必要性并据此提出应构建政府、社区、家庭三方驱动且相容的养老支持力系统和养老保障机制。在机制中强调突出政府责任,旨在解决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养老困境,并使之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边疆稳定提供有益思考。 二、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困境分析 我国农村主要通过养儿防老的家庭反哺机制实现养老,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传统农业社会,在儒家文化与民族乡风俗规的“孝”文化影响下,多子且共居(或就近居住)结构的大家庭是民族地区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持力。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民族地区农村受经济、文化、社会政策调整的影响,家庭结构向着少子化、空巢化、隔代化方向发展,由于居民家庭收支结构的调整,家庭养老资源供给出现了困境,并且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 首先,受计划生育政策少子化带来的影响①,居民家庭选择储蓄和投资教育换取养老资源。刘永平、陆铭(2008)[1]曾基于Diamond拓展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表明:在养儿防老的经济里,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增加,行为人高储蓄同时也必将伴随着高教育投入。袁志刚、宋铮(1999)[2]研究则发现中国居民投资第一意向为储蓄,子女教育次之,而储蓄的目的中子女教育居于首位。这与民族地区农村的现状是相吻合的。根据现有的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城乡储蓄总量分别由2002年1 137.9亿元、1 733.5亿元、70.4亿元、306.8亿元、1 137.6亿元快速攀升到2006年的2 271.4亿元、2 946.2亿元、139.8亿元、581.1亿元、2 035.6亿元;而从2006年五个民族自治区的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名来看,对应分别为10、27、26、22、14[3],一定意义上说明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相比农民家庭收入更低。以笔者对湘西凤凰县吉信村、火炉坪村、岩口村、塘寨村、追仁村五个村人均纯收入的调查数据为例,最低的岩口村是875元,最高的追仁村为930元,相差仅55元,远远低于我国2007年农村人均收入5 791元的水平。民族地区农村有限的家庭收入主要流向了储蓄和子女教育,与非民族地区相比,家庭对老人的经济反哺能力更弱,老人的经济处境艰难。从另一个角度讲,家庭居民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的储蓄,致使居民即期消费不足,因此削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教育投资虽然本身是一项长期投资,未来对经济增长也必然做出贡献,但是由于教育费用偏高,实际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农村大部分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负担。 其次,民族地区集“边、山、穷”特点为一体,地理位置偏狭、交通落后、自然条件差,近年来伴随人口总数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土地带来的收益难以满足家庭花销,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根据2008年湘西自治州统计数据资料,湘西人均耕地面积为0.82亩,“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资源结构及频繁的水旱灾害,致使依靠土地获取的经济收入连续降低,因此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出乡出省打工或者从事商品流通贸易,子女则由父母代为照管。这带来自身家庭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客观上加重了老人的负担,造成家庭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缺失。示范效应下这种外出务工已经由个别现象发展到普遍现象,2008年湘西凤凰县大部分村寨外出务工人员占总人口平均比例已经达到25%,而据笔者调查显示:凤凰县一些村如茶山村、三角坪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达48.12%。这些离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