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状财税分配结构考验中国治理.docVIP

伞状财税分配结构考验中国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二次公共财政改革迫在眉睫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