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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草学源流与发展 “本草”一词，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究其含义，一指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如《蜀本草》中所言：“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二指中国传统药物学及药物学专著。在古代，“本草”学研究内容涉及采制、药性、归经、功效、配伍等一系列内容。至近、现代，随科学技术发展，进一步涉及药物资源、生药材鉴别、质量控制、药物化学、药理、制剂等丰富的内容。因其与现代药物学相比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独特理论体系，所以现代逐渐改“本草学”为“中药学”，从名称上冠以现代研究的内涵。纵观本草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轨迹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发生发展，并与社会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正可以充分证明祖国医药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均体现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系统的、科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及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种种困难。食物短缺，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人难免得病，在本草没有出现以前，人类被迫面对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许多人因此而死亡。随着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对大自然各种生物—“食物”—有了一定了解，并在吃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它们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的获得有时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在漫长时间的此种实践中，“食物”被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如可供食用的和有毒的，在一种情况下可用的和在另一种情况下才用的等等，早期的药物可能因此产生。这一点可以从历史的“传说”中反映出来，如《史记·补三皇本记》：“神农氏以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帝王世纪》：“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虽然是传说，但基本反映了药物是“尝”出来的，这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们认识药物的艰难历程。 然而，早期的药物学知识基本依赖于口头相传，直到夏朝文字的出现，药物发展进入划时代的阶段。“药”字最早见于金文，《说文解字》释：“治病草也”，说明药与病直接相关。药物学知识逐渐被诉诸文字，文字的出现则预示着本草学理论的萌芽。随着药物知识的不断 积累，药类、药效的逐渐丰富，单味药逐渐向多味药配伍发展，到商代就有伊尹发明汤液，药物的配伍与制剂也得到长足发展。周代已出现了专门“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药物作为医师“供医事”的基本手段，开始见于记载，如现在可见到的最早载药文献《诗经》里，就有荬（泽泻）、葛（葛根）、苓（甘草）、薇（白薇）等五十多种植物药的记录；《山海经》则是专门记载先秦各地名山大川及其物产的专著，共载药126种；《黄帝内经》载方剂12首，涉及到半夏、泽泻、海螵蛸、茜草等20多种药；《五十二病方》中载药已达247种之多。种种迹象表明，此时期药物学知识已得到相当程度的积累，期待着成熟的契机。 秦汉时期，国家政权得到统一，政治的安定为包括本草学在内的科学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成帝建初二年，设置“本草待诏”一职，表明西汉已有专门从事研究、整理本草学的专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终于酝酿成熟，约于东汉初年成书。该书集东汉之前本草学大成，全面、系统、可靠地记载了数百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其重要性堪与《黄帝内经》媲美，为秦汉以后历代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再次处于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言“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遗一”，本草学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与阻碍。此时期不少名医家或“附经为说”，或自成新作，但大多在战乱中遗失，如华陀弟子李当之的《李当之药录》、吴普的《吴普本草》，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胎胪药录》等。幸存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南北朝齐粱间人氏陶弘景所编著的《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前者是陶氏在撰写后者时搜集的汉、魏、晋名医在多种《本经》传本中所增补的新药及用药经验；后者以陶氏整理订正《本经》，增补《名医别录》，附加自家注文而成，是汉魏以来本草学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并首创按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分类药物，以及朱墨分写《本经》和《别录》，小字注文己见的编写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另外，南北朝刘宋时期以雷《雷公炮炙论》为代表的炮制学从本草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炮制学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东晋时期，道学家及医学家葛洪著《抱朴子》，对炼丹之法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记载了多种化学反应和操作技术，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先驱。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尤其至唐代，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另一个空前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本草学也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唐显庆二年，政府命苏敬等重修本草，二年后修成《唐新修本草》，出现了首次由政府组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