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及日本现代企业.doc

中国古典文化及日本现代企业日本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各个方面受中国的影响甚深。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得到了日本政论的推崇，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尽管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蕴含着管理学观点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应用在现代管理中，就是要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类同于现代管理中的指挥管理理论,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这种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反映在管理中就是协调管理。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也有利于企业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论语》《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基础之上的。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其核心是“修己”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己、诚以待人、和以待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即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 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即权宜之变。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他们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始终坚持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