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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堂乐歌看清末民初的女权运动
从学堂乐歌看清末民初的女权运动摘要:清末民初时期,许多学堂出现了具有启蒙性质的学堂乐歌,大部分反映了近代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的思想。这些学堂歌曲集中反映了清末民初以来,我国的女权运动,如批判封建礼教、提倡婚姻自由、改变生活习俗、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要求解放独立等
关键词:清末民初 学堂乐歌 女权运动
清末民初时期,许多学堂出现了具有启蒙性质的学堂乐歌,大部分反映了近代女权解放的思想或潮流。其中较著名的秋瑾创作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的《纸鹞》、《缠足苦》和《女子体操》,华航深作词的《女革命军》、李叔同创作的《婚姻祝词》等等。这些学堂歌曲集中反映了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妇女在教育、婚姻自由、社会习俗、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的女权运动
从学堂乐歌中展示出的清末民初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思想,既潜移默化,又通俗易懂。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批判封建礼教
十九世纪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潮随着西方科技文化传人,许多中国知识女性开始觉醒,其中尤以辛亥革命女侠秋瑾为代表。她极力批判封建礼教,提倡女性自由和解放。在她创作的学堂歌曲《勉女权》中,歌词“智识学问历练就”、“国民女杰期无负”强调了女性应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学堂歌曲《纸鹞》中的“功课完毕放学早”、“赞我功课做得好”和《体操》中的“吾既要吾学问好”向我们当时女性受教育的喜悦心情。辛亥革命胜利后,著名女革命家吴淑卿、向警予等积极倡导男女同校。之后许多知识女性展开“大学开女禁”运动,私立岭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在1918年至1919年先后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1]
二、提倡婚姻自由
提倡婚姻自由是近代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十九世纪前后,虽然西方的婚姻自由思想在中国有了一些传播,但旧有封建婚姻观念仍占主导地位。当时深受“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夫为妻纲”的家庭地位,“三从四德”理想人格模式,“从一而终”、“嫁夫随夫”的贞洁恪守原则及“三寸金莲”的审美情趣等封建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广大妇女完全处于社会的底层。[2]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尤其辛亥革命推进和胜利,在革命的洗礼下更多的知识女性开始要求“社会公开”和“婚姻自决”。因为“礼法”是几千年来桎梏妇女的枷锁,奴役妇女的教条,妇女要求解放自己,必须打破这种枷锁。许多先进的妇女,并以行动,勇敢地冲破了旧有的藩篱。摆脱买卖式的旧婚姻,反抗封建家庭的事情时有发生。[3]如辛亥革命时期前后的吴淑卿、王碧华、秋瑾、蔡畅、向警予等纷纷冲破家庭的束缚,追求自己幸福而自由的婚姻
三、改变生活习俗
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和束缚,广大中国妇女在社会习俗方面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如“三寸金莲”是对中国女子的摧残性审美观,女子不能抛头露面是对她们歧视性的社会压制。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西方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不断传人和影响,中国妇女生活习俗逐渐走向开放。尤其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城市妇女带头剪发放足,农村激进女青年说服父母踊跃剪发放足,如湖南益阳、双峰、沅江、平江、临澧等县都成立了天足会等组织。平江县在南江召开了一次天足会,到会男女群众各五百余人。平江启明女校还将放脚作为入学条件载人章程。[4]在学堂歌曲《勉女权》中“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和《体操》中“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我们不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妇女社会习俗中的心理变化。如当时上海流行的街市民谣,“…风头算出足,闹市常绱祥,耍吊膀子霞飞路”更突显了这种变化
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大批知识女性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是清末民初时期社会变革一个重大潮流,更是近代以来妇女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女权运动。首先是积极参军,直接参入辛亥革命的战斗。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妇女纷纷行动起来,许多人要求参军。民初著名女革命家吴淑卿得到黎元洪的批准,组织女子革命军。广州组织了广东女子北伐队,上海出现了“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军团”等一系列组织,一时间女子军四起。[5]其次强烈要求参政。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各界妇女掀起了要求参政的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理解和支持。[6]第三,她们广泛地参入救亡图存运动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女校成立了“女学界联合会”,向全国妇女发出《告全国妇女界书》,明确提出妇女的责任:“我中国女子,遂无生气乎!何数日之吞声缄口寂然无闻也。青岛为中国之青岛,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非独男子之中国……”。[7]“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称:“盖国家之兴亡,匹夫有责,际兹危亟之秋,焉有袖手之举?我女界亦国民分子,岂能不尽其卫国责任?......”。[8]湖南省立一女师学生发布《女学生提倡国货通启》,表示“我女界同人,分属国民之一,国家兴亡,与有责焉,纵不能挥戈杀敌,效力疆场,然抵制外货一端,责人人能尽之责。”[9]
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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