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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规范缺失与规范建构摘要　全球治理既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应时之需，也是人类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新形式。目前来看，全球性规范的缺失带来了治理的困境，也阻碍着人类探索未来世界政治架构的步伐。规范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际社会的整合度不高和“社会性”稀薄，另一方面在于人类思维中对“应然”世界的不同界定和对通向“应然”之路径的不同设计。在前一个方面，主权规范的主导地位、功能领域整合的匮乏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够阻碍着全球性规范的生成、发展和内化；在后一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差异决定各种文化遵循不同的“适当性逻辑”，各类理论传统内部的分歧更是从起点上制约着规范的生成。基于此，建构全球治理的相关规范是解决困境和建构未来的必由之路。全球治理规范的建构应该更为辩证，既需要尝试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整合，也需要注重对“适宜性”与“导向性”的兼顾，必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同时，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更多地强调“普遍主义”更为必要 关键词　全球治理　规范缺失　规范建构 规范缺失与治理困境 全球治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新近出现的一个概念，它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和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不过，正如“全球化既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也不主要是一个现代社会现象”一样，对全球治理的探索也并非新近出现的人类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主张人类一体、种族平等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潮。自此以降，对人类共同政治架构的探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治理不仅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应时之需，更是人类对未来世界秩序和政治架构进行探索的新阶段 “规范”原本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之适当行为的准则。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规范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建构主义认为，规范一旦生成就会独立地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规范通过“规定性作用”(regulative effects)和“构成性作用”(constitutive effects)，不仅规定和指导行为，也界定和构成认同。保罗(Paul Kowert)和杰弗里(Jeffrey Legro)将规范的作用分为三类：一是塑造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这些利益和偏好有可能与权力均衡理论或功能合作理论下的利益不同，甚至可能相反；二是影响行为体采取的行为手段，即决定了国家将会认为哪些手段或者途径是可用的、合适的；三是可能鼓励特定的国家认同 规范通过构成性和规定性两种作用逻辑影响行为体的具体行为，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并且重新建构行为体认同。它通过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而非理性主义的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建构着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整体性和加大社会网络的密度。当前的全球治理实践，无疑比较缺乏各行为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对恐怖主义是坚决予以军事打击还是展开文明对话?对金融系统是加强行为监管还是仍然放任自由?对气候治理是算“经济账”还是算“历史账”?等等。这些不同的政策立场所揭示的，正是全球治理规范的缺失。规范的缺失使得各行为体更少地按适当性逻辑而更多地按结果性逻辑行事，导致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背景下，各行为体难以超越对自身权益的考量，彼此博弈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解，而只能维持纳什均衡解。因此，冲突难以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依然有效，全球治理也因而陷于困境 规范的缺失除了带来现实的治理困境之外，还使人类在未来政治架构和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陷入困惑。因此，“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同之处”，超越权益考量，建构具有较强“适宜性”和“导向性”的全球治理规范便成为一种必要的尝试 规范缺失的原因之一：世界社会的“社会性”依然稀薄 建构主义称之为“规范”的概念与社会学中称之为“制度”的概念实际上是同样的行为准则，只是社会学中的“制度”更为强调行为准则的组合和相互联系。换句话说，在社会学的概念中，规范是指单一的行为准则，而制度指一组实践活动和准则。无论是规范还是制度，在社会学理论中都是社会的产物，是内生于社会的。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定义中的规范也是内生于社会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为基础，规范无从产生 反观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全球化仍然是一种局部的或日不均衡的全球化。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步伐却非常的缓慢。具体来说，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国家仍然以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所确定的主权至上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二是尽管各功能领域的治理已经启动，但功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