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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产业化的创新模式与样本农业产业化项城模式：“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 河南作为产粮大省，一直受困于两个难题：“卖粮难”，“卖原粮”。在寻求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一度被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由于公司与个体农户间的利益机制存在天然缺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诞生于河南项城的“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新机制有望有效地解决“公司”、“农户”之间的利益机制问题，使二者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受到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对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进行跟踪调研，并对此模式给予总结，形成了河南项城农业产业化发展调研报告 河南项城“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运营模式的雏形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将“家庭经营”转变为“公司化经营”，一方面使单一农户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实现“增产、增质、增值”，从而使农民乐意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另一方面，使广大农户成为真正市场化并具有谈判能力的主体，与当地龙头企业进行平等沟通、稳定合作。这种新的模式重塑了“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使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XX年以来，项城老城乡农民李天祥等，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特约专家李怀清的指导和带领下，从100亩小麦、50亩芝麻的试验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农业运营模式。该模式通过成立农业服务企业与农民签订合同，在农资及耕作服务等投入费用比市场平均投入低10%的前提下，保证粮食产量增加10%以上。随着效益增加明显，周边农民自发地进行了更多的试点。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在附近几个乡镇迅速推开。其中，同时包含土地流转、农地服务两种运营方式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汾河湾农业合作社的合伙人表示，过去，收获后小麦市场价比合同价高了，农民不交粮；比合同价低了，农业企业为降低市场风险就趁机压质压价。最主要的是，企业违约了，农民告不倒；农民违约了，属群体性事件，企业又没办法。“过去的公司＋农户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一位专家曾分析说，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表示，不否认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顺利实现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仅有龙头企业是不够的。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农民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在李强看来，“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项城模式有望促“三农”问题破局，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重大。他认为，该模式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以涉农龙头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群，用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依照法律框架和市场机制运作农业产业，可以用显著的粮食增产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用农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专业规范的产品加工与市场成熟运营机制来提高食品安全等级；企业化专业涉农服务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浪费的减少成本的节约，规模效益的增加，产业资本介入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方面，都将会在构建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阳：28万亩土地“易”主16万农民“变”身，土地流转实现农企互利共赢 XX年4月，山西客商郭长青，投资3亿元，建起了今鳞生态农庄，租用了永和乡庞湾村的1300亩土地，发展温棚蔬菜等高效农业，并返聘租地农民作为产业工人。此举，不仅实现了高效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而且仅半年时间就使这260户农民户均比种粮食增加收入4000元 安阳县拥有耕地107万亩，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为主。农民增收基本靠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种地的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一到农忙时节，外出打工的劳力就得回来帮忙，因此出现了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挣钱、土地撂荒不忍心、农田种植效益低下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该县从流转土地经营权入手，大力发展引进农字号企业，拉长、加宽农业产业链条，使土地向资金、科技等实力雄厚的涉农企业、种田大户集中经营或托管经营，在加速推进土地流转的同时，逐步实现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农田效益最大化。近年来，该县以优惠政策、合作共赢等形式，发展大型龙头产业28个，成立了565个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16家“农字号”企业，其中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有9家 截至目前，安阳县土地流转28.5万亩，涉及3.9万农户，位居安阳市各县市区之首。在此基础上，该县还通过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机制，不仅有力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实现了效益最大化，而且使16万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增加收入近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