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原因简析.docVIP

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原因简析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XX年（1651年）人丁数为1063万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数为2462万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数为2735万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数为30148万人；嘉庆十年（1805年）人口数为33218万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数为40100万人。以上所列的数字来源于官方资料，而且是全国范围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乾隆朝以后全国人口激增的现象是明显的。为什么这一时期人口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蒙古做比较，蒙古族在建立政权以后仍然以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为主，统治者不重视农业生产，这与封建的生产方式是相违背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元朝建立后，由于生产方式的矛盾引发的社会动荡是屡见不鲜的。而满族在入关前就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其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使满族的生产方式与汉族的生产方式迅速结合，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 第一，清朝统治者实行奖励垦荒的农业政策。清朝中前期，冶铁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制农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荒地的开垦，也有利于粮食产量的增加。据《续通志》[3]的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在籍耕地6078340顷，此时人口约在一亿左右，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六亩左右。到嘉庆十七年（1812），人口已达三亿六千多万，――在籍耕地仅7915251顷，不过实际耕地还要更多些，有很多耕地被豪绅势家们隐匿漏报，一些新垦荒地没有编入地籍，――即使如此，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仍然不足三亩，但却维持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这就说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所以人们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人口增藏时自然而然的 第二，高产农作物的大面积引种成功。人口的增长给粮食供给造成巨大的压力，而明朝时期就从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作物，得到了广泛种植。同治《建始县志》[4]记载：当地“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苞谷、洋芋或厥薯之类，深山幽谷，开辟无遗。”具体来说，首先，番薯（红薯、白薯）和玉米在北方地区，可以与冬小麦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其次，番薯、马铃薯、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五谷，如粟、豆、麻、麦、稻要高出许多，例如，玉米较之粟、麦产量高5%～15%。尤其是番薯，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在南方一些地区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农民常常将它在常规作物失败后种植，对抗灾救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备受关注，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曾将番薯的好处总结为“十三胜”，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种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5]（《农政全书》，卷27）。另外，它们的秸秆、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肥料，《植物名实图考》[6]谈到：“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冢，秆干以供饮，无弃物。”而麦秸、稻秆则不能。再次，这几种农作物的引进，增加了我国农作物与土地适应性的选择范围，例如在南方不适宜种水稻的丘陵或少雨地区，番薯、玉米正好可以大显身手。虽然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因为社会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实际生活得到多大的改善，但是大多数人仍可以维持最低生活，这就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继续得以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第三，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人口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朝到了顺治中期以后，全国多数地区已经趋于安定。在康熙平定三藩以后，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约一百七十年，再无大的战乱。中国人口正是在“康乾盛世”得到了飞速发展。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在顺治时期人口最多只有1973万，而到了乾隆时期人口就突破了三亿。如果社会一直处于战乱的环境，人口的增长绝对不会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增长得这么快 第四，清朝中前期实行了赋税改革，推行“摊丁入亩”制，取消了人头税。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以丁配田，至六十年盛世滋生不加赋。”[7]（《乾隆平阳县志》卷六），这是清代最为重要的赋役改革。无论哪个朝代，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作的人口统计，都偏底于实际，其主要原因就是赋税沉重。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或藏丁匿口，或举家逃亡，因而官府得不到实际的户口统计。实行“摊丁入亩”，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即可以保证总的税收定额不减，又可以摆脱人头税势难继续征收的困境。在“实行摊丁入亩”之前，户口逃亡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地方登记入籍的户口还不及实际户口的一半。摊丁入亩放宽了对人身的控制，实行“摊丁入亩”以后，各类人口从康熙时期的一亿多，到乾隆时期猛增至三亿多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统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