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的反思.docVIP

清末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的反思【摘要】百年以前的清末,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制变革的重要时期,司法领域曾发生了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反映的是司法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透过司法权力场域中人与人立场、观点的异同,可以清晰窥见部门利益的冲突和纠葛 【关键词】司法独立 部院之争 礼法之争 19世纪末XX年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幌子下,引进各国宪政通行的“三权分立”原则以标榜,对原有的机构进行改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司法机构调整较多,清廷想一改历史上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格局,实现司法独立。1906年3月以奕为首的官制编纂大臣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1906年9月,经慈禧的权衡裁择决定,原有的三法司制度,“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任审判”,③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④试图走三权分立之路,使司法走向独立。奕在进呈折中提出,“司法之权专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⑤9月XX年5月14日,法部尚书戴鸿慈上书慈禧,单独奏上《酌拟司法权限缮单呈揽折》,提出对部院的司法、审判权限进行划分,提出法部、大理院的各自权限,共十二条。这十二条办法包揽了大理院的大部分审判权和人事任免权,并通过行政权层层监督审判权,最终将审判权汇于皇帝之手,满足清廷“预备立宪”的大权归于朝廷,皇位永固的目的,因此当即获得批准。奏折和清单发至大理院,沈家本十分无奈和愤懑,他对法部的十二条权限予以全面批驳,并指出“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基始,非谓从前现审办理不善故事更张也”,认为“宪政精义以裁判独立为要义”,⑦他坚决反对以行政权干预司法独立,要求法部不能层层监督审判活动,彻底实行司法独立 “权力场终究还是人的活动场。在权力场里,一切都不过是自然的人的活动,智性规则是靠了人的活动实现的。”⑧清末“部院之争,实际上即沈家本戴鸿慈等人对司法权力资本的争夺”。⑨在这场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沈家本、戴鸿慈、张仁黼和清廷的主要官僚,对院部之争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戴鸿慈是院部之争的始作俑者。在院部之争发生前,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多次与法部晤商权限。法部尚书戴鸿慈单方上奏,得到谕旨,引起大理院的不满,导致院部之争。争论的背后,都是为了部门利益和各自权势范围的大小,权力的争夺,导致部门间的矛盾,人与人间的不和。二、院部之争中的沈家本。沈家本在部院之争发生前,处于主动地位,多次找法部晤商司法权限。但在法部上书后,沈家本所在的大理院处于被动地位,但沈家本不畏权势,基于自己的学识和对司法独立的深刻理解,对法部的十二条逐一反驳,使大理院在部院之争中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赢得尊严,同时也给清廷出了个难题。三、光绪皇帝、慈禧处于尴尬的境地。清朝官僚出于法律的无知和对宪政理解的不到位,对法部关于司法权划分的上谕给予批准,随后收到沈家本的《酌定司法权限并将法原拟清单具案语折》后,陷入了两难境地。无奈,清廷于三日后(即5月23日)将大理院正卿沈家本与法部侍郎张仁黼职务对调,平息院部司法权限的冲突 法典编纂中的礼法之争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存在礼教派和法理派之争。但实际上,我们分析有关资料发现,情况并非这样。张之洞、劳乃宣与沈家本都主张变法。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专门论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坚定表述采用“西政”“西律”,修改中国传统法律,“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⑩劳乃宣也支持变法,“穷则变,变则通。”“今天下事变亟矣,……官司无善争,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建之事,日异而岁不同。”如“犹拘于成法以治之”,则“鲜不败矣”,故“法不得不变者,势也”。沈家本作为清廷官员,按照清廷“参考古今”,“博击中外”,“世界通行之良规”,“模范列强”,移植翻译西方最先进的法律,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收回法外治权,富国强兵,挽救大清衰败局势,但切入点不同。张之洞主张修律要从国情民意出发,“必须将中外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记,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沈家本是“会通中西”,寻找最先进的符合潮流的能强国的法律,尤其是日本榜样的力量,双方论辩的角度不一样。但沈家本作为政府官员,在争议中,拥有权力资本,而且沈派人数虽不占优势,但在修律各部门中都处于要害部门,手握实权,且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及暂行章程全部颁行,层面上结束争斗,但思想上双方的斗争仍在继续。宣统三年二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上书清廷,指斥“法律大臣离经叛道,置本国风俗于不问,专取欧美平等之法。并请清朝廷再定国是。不问新律可行不可行,先论礼教可废不可废。断不容法律馆阳奉朝廷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