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docVIP

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播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能否认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变化和发展，我们今天才有条件来讨论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 关于现状，相信每个同仁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定，按照我的看法，大概可以用这样一句话： 基础渐厚，蓄势待发 所谓基础渐厚，除了学科的建立、专业点的增加、学术讨论频繁等等而外，我主要指这么几 个方面：第一，对于西方传播研究的翻译介绍，相当及时和充分，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凡是西 方那些经典的东西，我们基本都有了，并且已经发生作用。第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很是广泛， 既包括请进来，也包括走出去，相互之间具备了对话的可能。第三，经过不断努力，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提出和研究问题。从近些年来的学术讨论和发表的成果看，进展是明显 的。第四，年青一代的博士，眼光远，接触多，不少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希望很大 问题是，蓄势待发，并非肯定能发，制约发展的原因可以举出不少，而在我看来，就研究而 言，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 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功能主义的共同特点是：第一，社会与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 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第二，各个部分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为系统的存在和需要发 挥自己的功能；第三，系统各部分之间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或者说，即便发生变化，就其本 身，也不能说明或者解释任何理论问题。这就意味着，社会子系统所具有的结构和形式，是由它 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的。一个子系统的特定形式及其实质，是由这个子系统 在整个系统运作中的方式、对系统及其自身逻辑发展的贡献来说明的[1]。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 功能主义必然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实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 可以并必须从系统或社会自身中找原因，因为人的行动，都是社会角色期待或者需要驱使之下 的，“舞台是固定的，而行动者只根据已经替他写好的剧本进行表演”，[2]终至形成了建立在行 动与结构、社会与个人对立基础上的需要与满足需要之功能分析框架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文章中，我曾经提出，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基本 上是以机构为对象，以功能主义为取向。这个功能主义，倒不完全是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界定， 主要是说，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着重于报刊和新闻的功用。梁启超那篇著名的《论报馆有益于国 事》文章，就是代表。自此而降，所有关于报刊的讨论，基本上不是在功用的框框，就是以功用 为起点，鲜有例外。1997年，我曾经做过一篇关于传播学研究状况的考察，同样发现，关于宏观 层面上的传播作用、功能是主要的部分。现在如何，没有详尽调查。在印象中，仍是如此。有一 点很清楚，到如今，社会需要与传媒业发展，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对基本概念，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只要一祭出这个法宝，就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问题。从 这个角度看，功能主义的影响还是深深渗透在我们的研究和表述中，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之所以依循功能主义路径，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恰如前面说过的，就历史看，我国的大 众传媒，当然，主要是报刊，与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报刊是在为政治服务的浪潮中大 规模涌现。第二，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理性，是否也有潜在的作用，使得我们习惯于从“用” 的维度来看待一切，尚待进一步研究。如果说上述的原因，大多是历史的形成，那么，美国大众 传播学的引入，恰恰是对此有所加强而不是削弱 功能主义长期来在美国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各种研究都有意无意地运用功能的框架来考 察大众传播的不同方面[3]。施拉姆所谓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犹如“血液流经人的心血管系统一 样流过社会系统，为整个有机体服务，根据需要有时集中在这一部分，有时集中在另一部分，保 持接触和平衡以及健康”，就是典型的功能主义表述[4]。德弗勒提出的双向“结构依赖”论[5]， 同样来自于结构功能视野。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简单者如拉斯维尔的“五 W”，复杂的像赖利夫妇者，全逃不脱功能主义[6]。关乎此，我们压根就没有反思过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可能也是导致对功 能主义研究取向合拍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总之有一点很清 楚，功能主义已经深深渗透到我们的传播研究之中，而且在运用中，有着越来越简化的趋向。这 主要表现在： 第一，绝对的二元论：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阶级）与个人，处于一种 完全割裂和对立的状态，由此带来 第二，决定论：后者都是被前者所决定，有了什么样的存在，就有了什么样的意识。由于存 在常常意指社会存在，于是社会（包括其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