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一则小故事背后大问题.doc

三言二拍一则小故事背后大问题“官价”成为我们国人世代习以为常、浑然不以为非的一个最通行的经济学语汇，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留下的大问题 ， “三言二拍”是最常见的通俗小说，但其中的许多小故事却历来少有人注意，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来说，这些故事太过平凡微末、不足为奇，而笔者所以反而觉得这些故事值得格外留意，也因为其情节的人人习焉不察恰恰反映着一种最为普遍的制度特点，而这种普遍性的充分实现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和制度学意义 一条大鱼和五十皮鞭 下面看一则具体例子 《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中有个段落，描写一位名叫赵干的渔民，他在侥幸捕到一条大鱼之后盘算做一桩自己能说了算的买卖： 他妻子说道：“县里不时差人取鱼。我想这等一个大鱼。若被县里一个公差看见，取了去，领得多少官价?不如藏在芦苇之中，等贩子投来，私自卖他，也多赚几文钱用。” 不想公差还是搜出了大鱼，并把赵干带回衙门。结果是渔户到市场上出售大鱼的期望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立刻横遭一场惨祸： (县衙的差役张弼)把渔户赵干藏过大鱼的情节，备细禀上一遍。裴五衙便教当直的把赵干拖翻，着实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你道赵干为何不先走了，偏要跟着张弼到县，自讨打吃?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思量领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价又不曾领得，正是：世上死生皆为利，不到乌江不肯休! 从这则似乎极其细小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几重值得关注的情况：第一，衙门强迫百姓接受的“官价”要比市场价格低了许多；第二，官府从百姓那里强买强征具有最强横的法理根据，所以物品一旦被官府看中，百姓就绝对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拿到市场上出售，而是必须将其以很低的价格供奉给官府；第三，即使是被压得很低的“官价”，售物者也没有契约等可依凭的方式以保证从官府那里得到；第四，如果百姓胆敢对上述法理有任何消极的表示，则对他们施以毒刑拷打等残酷的威压就是完全合法的：第五，故事叙述者丝毫不以为上述这些是值得奇怪的事情，相反却是以司空见惯的平淡口吻总结出：渔户失财受辱原因，乃是他身为官府“子民”的时候，居然还梦想另外按照市场的价格出售所得、以图多得到一些利益，而这种“为利”的愿望正是他自寻死路的祸根，就像项羽非要“到乌江”才知道死到临头一样的可悲 上面这则前人很少注意的小故事，它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和一套完整的制度法理，这问题的本质就是：小民想保住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一丁点儿财产，如此可怜的希冀却为什么被认为理所当然是在自寻死路?并且自《醒世恒言》流传后的几百年间很少有人对于故事的逻辑提出质疑，就像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王毓铨先生曾指出的那样：“秦制”以后两千多年里。没见有人对皇帝和官府的这种权力提出质问，更没有人讨论过百姓是否应该接受这种权力的支配 “无官不贵，无役不贱”背后的法理 那么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情况? 原来，在中国皇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设置中，农、工、商、伎等亿万百姓都只能作为官府治下、随时仰承皇帝和“父母官”天覆地载之无限恩德的“子民”而存在，所以他们都必须对统治者承担某种标志自己臣服性和依附性的服务性劳役，例如农民提供田赋、商户提供经营服务、工匠(匠户)提供无偿的劳役、乐伎户以色艺为官府提供娱乐等等，否则就是违反了皇家的“大法”而必须受到严厉惩处，这也就是王毓铨先生所概括的，天下一切百姓的所有经济活动，其第一性的制度定义都是小民效命于统治权力的“当差”――所以，上面故事中的赵干如果要照市场价格去卖鱼获利，那就只能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甚至连他自己都认定这是“私自”的不法之举 一旦明白了这个根本法理，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马克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工商阶层来说不仅完全不可想象，而且商户在官府面前只能身居微贱更是一种从制度源头就被规定了的铁律。后来明代民谚所说：“无官不贵，无役不贱”(见明末邱园：《党人碑》)，其意思也是：包括商人阶层在内而承应官家各种赋税劳役的天下一切百姓，他们乃是与生俱来、万劫不变地居于“贱”的地位 于是在上述根本性的制度设置之下，“秦制”以来中国历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按照两套规则运行的：百姓彼此之间的交易规则在社会经济的整体格局中只能居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这就是上面故事中赵干所希望的按照市场原则交易商品、并使交易者能够“多赚几文钱用”；而高高凌驾在上、居统治地位的强势规则。则是在一切与“官家”相关的交易中，小民都只能默认极其不平等的“官价”、尤其是默认“官价”背后隐含的百姓在官府面前天生低贱的法权地位 “官价制度”的经济学和制度学意义 那么，“官价制度”对于商户意味着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