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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摘要]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集中体现了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刑事诉讼规律以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折射了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程度。文章从八个方面就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构想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沉默权 [作者简介]吴晓明，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李进平，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讲师，硕士，湖南　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缺憾是，非法取证这一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顽症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冤、假、错案仍然时有发生。因此只有在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使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在我国法学界，对于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议，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的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即仅仅排除非法取得的供述证据，还是包括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证据自身无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一词是针对取证手段而言的，在英文中“非法取证”也是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上来界定的。因此，讨论非法证据的范围，必须从分析非法取证的性质和程度入手 司法实践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另一种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前者主要表现为侵犯相关人的身体健康权、意志自由权、隐私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财产所有权等，这些权利是法治社会中人之所以为人之最基本权利，也是各国宪法保护的重点；后者则表现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未遵守某些程序规定，例如勘验现场时未邀请见证人到场等。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限定在第一种类型中，第二种类型收集的证据不应当属于排除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第一种类型获得的证据称为非法证据，而将第二种类型获得的证据称为“有瑕疵的证据” 虽然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尽相同，但设立这一规则的目的或初衷是相同的――都是从人权保障价值出发的。换言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获取证据的真实性，也不是为了规范取证行为，而是为了维护证据收集过程中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证据排除规则在建立和适用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权衡和选择：一方面是证据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只有当某一证据的取证手段侵犯了相关人的基本权利时，排除这一证据的使用才能实现人权保障的初衷；而如果某种证据的取证手段没有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却排除该证据的使用，则既不能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也对保障人权没有意义，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程序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有关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也是以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作为排除标准的，对于那些不违反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一般违法取证手段则称为无害错误，所获取的证据当然不会在排除之列 由此，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据包括如下三种类型：首先，以下列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1)刑讯；(2)威胁、欺骗；(3)使人疲劳、饥渴；(4)服用药物、催眠。其次，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方法而进行的搜查、扣押行为所获取的实物证据。最后，未经合法授权而进行的监听、采样、电讯截留等行为所获取的证据 上述三种情况无疑都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第一种类型有的侵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如刑讯、使人疲劳、饥渴；有的则侵害了公民的意志自由权，如威胁、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第二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和财产所有权。第三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不论是侵害身体健康权还是意志自由权，结果都违背了供述的自愿性原则。这些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如果对这些权利进行侵犯，所进行的取证行为便失去了合宪性基础，所获取的证据当然应当排除 (二)关于“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再用合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其中，前面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毒树。例如，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之下供述了赃物的隐藏地点，然后通过合法方法搜查提取了该赃物，或者在一项非法侵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搜查中获取了赃物，再以该赃物为线索找到了被害人，并用合法方法对被害人进行了询问。因此，应当明确的是，“毒树之果”中的“果”应当是独立的新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先通过刑讯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后再用合法的讯问方法让犯罪嫌疑人将原口供重述一遍等做法，仍然属于非法证据范畴，而不是“毒树之果”。因为实质上，这种情况下该证据还是通过前面的非法行为获取的，而不是通过后面的合法方式获取 “毒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