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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内是增值税改革最佳时机 税制改革要将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作为设计改革模式的原则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早就过时了，早就应该改革，而且对如何改革各界也早就达成了共识。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至今进展不大。东北三省一市的试点起始于XX年，至今已有四年；去年开始的在中部六省的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扩大试点，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不能再说“经验不足”了。作为“试点”来说，时间未免显得长了点，过程亦未免慢了点 不宜试点起来没个完 从1994年起由当时经济形势所决定而实行的、不鼓励投资的“生产型”增值税，征税对象除了增值额外，还包括资本投资额，即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增值税款不能抵扣。这种“征法”的不合理之处在于，资本投资额部分的增值税已经由上一环节的纳税人缴纳了，作为投资者的纳税人就外购的资本性资产再缴纳增值税，就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企业投资越多，税负就越重，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限制了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产业投资的热情，不利于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此外，出口退税是世界各国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设备按照国际惯例也规定有免税条款，但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却不得抵扣，这就连带提高了其产品的价格水平，不仅使我国内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降低了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之后才能解决 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购进固定资产中的所含税款一次性抵扣，如此便消除了对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它优于生产型增值税的最明显之处，在于相对公平、中性，具有“减税”的效应，可把企业相对较重的投资负担降下来，减轻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增值税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的中性，避免重复课税，但它有个前提，即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广泛施行，最忌讳的就是被当作一种优惠政策来使用。而东北试点恰恰没能很好地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各种形式的避税、骗税行为也就难以避免，所以，它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学者们评价得那么高。由此推论，中部试点的作用恐怕也很有限，意义并不很大 增值税转型之所以一拖再拖，主要是担心增值税转型所减少的财政收入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成本。问题是，如果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延缓改革，如果在能承受的时候不改革，那什么时候改革才是“适宜”的时机呢？退一步讲，如果确实顾虑财政减收的问题，也还有一些改革方案可以选择。有学者曾提出一个分年度按比例抵扣、逐步到位的方案，看上去更加稳妥。如第一年抵扣50%，第二年抵扣70%，第三年全额抵扣。有的国家为保证增值税过渡的顺畅，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暂时提高增值税税率，待过渡期结束后再将税率降下来；或在过渡期内临时开征一种附加税，过渡期结束后再取消，等等。办法多的是，不管哪一种，其效果似乎都比分地区分行业试点、逐步推开要好得多 增值税改革本来就有不适宜进行试点的问题，更不宜试点起来没个完。因为一部分地区试点，而另一部分不试点，将会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发生断裂，诱使部分企业从非试点区迁往试点区，人为地加大企业成本并导致产业布局的混乱。即使在试点地区，某些企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有的享受抵扣，有的不享受抵扣，也很容易造成各种形式的避税、骗税行为的滋生，人为加大税收征管的难度 直观上，增值税转型的难度要低于“两法合并”。一是广大企业欢迎、支持，特别是不像“两法合并”那样面对着比较大的来自外资企业的阻力；二是东北试点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难以改正的缺陷，没有发现将其推广至全国的障碍因素；三是积累的经验具有宝贵的实践价值，为大面积推广奠定了基础，而且试点过后即在全国铺开也符合惯例；四是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困难还是源于政府对财政减收过大的顾虑。考虑到东北改革试点财政损失40亿，把它推向全国所要支付的改革成本不过700亿元左右，这个压力财政应该可以承受。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去年增加XX年1～7月份增长30.5%，可以说，目前一两年内应该是增值税改革的最佳时机 转型不应遗忘小企业 以往人们对增值税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般纳税人”上，而对“小规模”这一块的关注似乎不够。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取消针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歧视性政策。现行增值税的计税方法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发票扣税法，我国的税收征管依据纳税人年销售额的大小和会计核算水平两个标准，将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前者可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根据进项税额抵扣，按实际增值额计算交纳税款，而后者却不能开专用发票、不能抵扣，只能按销售额笼统计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针对小企业的增值税政策歧视。表现在： 一是起征点偏低。现行增值税起征点规定，销售货物的为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