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方兴未艾公益法实践运动.docVIP

一场方兴未艾公益法实践运动近些年来，有关公益法实践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有关公益诉讼的学术讨论也开始如火如荼。本文试图对主要自XX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公益法实践活动进行简要的回顾。虽然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是“公益诉讼”，但本文的视野却并不仅限于此。本文关注的是更大范围的“公益法实践”。在概念上它泛指一切以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或者带有这种目的的法律行动。判断的标准在于，所采取的法律行动是否是为了挑战目前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或法律实践，挑战涉及公众利益的大公司和企业的不合理做法，敦促政府履行法律职责，或者促进政府和社会对有关公民权利、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等方面问题的关注。无论采取哪种法律行动形式，只要其带有超越个人利益的色彩，带有引发社会对有关问题的关注、改变不合理法律或实践的目的，那么就是一种“公益法实践”。 行使建议的权利――公益上书 从严格意义上说，公益上书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在目前对规范性法律文件提出合法性审查只是一种建议权，还缺乏严格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公益上书这个概念却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建议的性质。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所以公民早就具有了这种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然而，直到XX年通过的《立法法》第90条明确确认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这项建议权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公益上书活动的一个法律推动力 人们在采取公益上书和公益诉讼等法律行动时往往既试图揭露违法行为、改变不合理规章制度，也试图维护人们的法律权利，特别是人权。这点在公益上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人们上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上书要求对《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平等权 在各种公益上书活动中，尽管很大一部分发起者是法律人（比如著名的“三博士”），但也不乏像盛洪、王海、司马南这类法律界外的名人以及像王淑荣这类默默无闻的普通村干部；在反对乙肝歧视的上书活动中，虽然人们宣传建议书时突出了以何家弘、章剑生这些法学教授为首的法学家身份，但其网上签名的性质决定了其参与者必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王淑荣上书：XX年1月，河北省香河县五百户镇香城屯村的村委会主任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声称《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第25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要求对前者的合法性进行审查。XX年6月，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删除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5条 三博士上书：XX年5月1日，俞江、滕彪和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XX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反乙肝歧视”上书：XX年11月XX年1月XX年11月肖太福等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36条。此后，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XX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郝劲松上书要求对《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有关条款进行合法性审查 XX年8月，杨涛和王金贵上书要求对《婚姻登记条例》和《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 XX年8月，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请求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 除了上述这种要求对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上书之外，现实生活中还出现了两种比较新型的上书活动，即向立法机关提交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建议书和立法建议书 XX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等五位学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XX年3月10日，王海、秦兵、舒可心、韩冰和司马南五位公民向全国人大提交包括《关于尽快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多数人诉讼制度的建议》、《关于修改的建议》、《关于修改的建议》、《关于颁布的建议》和《关于尽快颁布的建议》在内的8份法律建议书 为了平等――宪法权利诉讼 到目前为止，公益诉讼最集中的领域是有关平等权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这两个领域的公益诉讼可以说此起彼伏，诉讼不断。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两个领域，原告和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比较容易找到，并且在法律上也存在比较大的辩论空间。不过与消费者权利保护不同的是，平等权属于宪法权利的范畴，相关诉讼所依据的并非具体的法律，而是宪法中关